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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丹旭：连胡锡进都喊难
来源：联合早报 作者： 杨丹旭
到中国驻点前，我并不知道中国还有一个专门向新闻工作者致敬的节日——记者节，在每年的11月8日，而且到今年已经有22个年头。
每年这一天，就会有经常和媒体打交道的中国朋友，给我发来节日祝福；也会看到中国同行或曾经的媒体从业者，在社交媒体发表各种感慨，有的关于媒体行业经历的巨变，有的纯粹是抒发做记者的初心、谈个人的新闻理想。
今年的记者节，看到好几名同行在微信朋友圈，向本月初去世的《南方周末》创始人左方致敬。
以敢言见称的《南方周末》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可以说影响了中国一代公共知识分子。左方去世的消息传开后，有曾在《南方周末》工作过的前媒体人重提左方的新闻理念，回忆当年追求真相的日子，感慨2013年“新年献词事件”后的时势变迁。
也是在记者节当天，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也发了一条1600字长微博，发自肺腑地感叹：“做媒体越来越难。”他很坦率写道：“一段时间以来，媒体从业者受到的限制在增多。”
据胡锡进所说，政府职能部门和各地政府，以及有影响力的各种机构，要求媒体对他们的工作“给予服务式的紧密配合”，“不断提出媒体该报道什么，不该报道什么”，特别是在遭遇负面舆情时“希望媒体沉默，帮着事态降温”。
他称，中国媒体现在面对“这样的具体要求总体上呈增多之势”，“对媒体的工作形成了越来越大的干预力”。
胡锡进认为，这样的趋势很值得商榷，宣传战线要向国家利益负责，虽然国家利益很多时候通过具体部门和各地的工作来体现，“但它们毕竟不是划等号的”。
胡锡进直言，媒体过多沉溺于服务各地各部门的具体工作，就会冲击媒体自身的新闻属性，损失公信力和战斗力，它的实际结果是国家体系性的功能损失。受到的干预多了，“犯错误”的压力大了，新闻从业人员的积极性就会跟着受到挫伤；一些人会受到一些部门和地方不出事的心态感染变得保守起来，稳妥为先。
他还为媒体“鸣冤”说，政府部门或地方上某个不严谨的表态或者某个不当决定捅了篓子，媒体犯的“错”往往是报道了该事件，形成了所谓“炒作”，“这个时候应当承担责任的是差错的源头，而不是媒体”。
关于中国媒体人在日常工作中受到的种种限制，平时在与同行的交流中也有所耳闻，这在行业中算不上秘密。只不过与出身于自由派媒体的新闻从业者发声感慨相比，胡锡进公开批评官方干预舆论，还是让人有些意外，毕竟多年来在舆论场上活跃的胡锡进一直被认为立场“偏左”，而它所<span style="color: #FF0000;">领导</span>的《环球时报》，也向来被视为体制内媒体中的左派大本营。难怪有中国同行私下感叹：“连老胡都受不了。”
中国的媒体环境和中国媒体所扮演的角色，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媒体在西方被称为“第四权”，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外的一股独立的力量，发挥监督和制衡的作用，自由的舆论空间则是媒体发挥监督和制衡的前提。虽然西方媒体并非完全不受政治影响，例如在政党轮替的环境下，很多媒体同样有政治倾向。但西方媒体坚持的一个根本理念，是不断对政府提出质疑。
相较之下，媒体在中国被赋予的主要角色是为执政党和政府做宣传，而非监督权力。中国媒体的喉舌作用被高度强调，官方要求“党媒姓党”、媒体从业者得政治正确，“自觉”在思想和行动上与官方保持一致，而非对官方提出质疑。
除了对内的宣传，这两年中国媒体在对外传播上，也在扮演“讲好中国故事”、投射中国影响力的角色。这种角色和定位也令一些中国媒体在海外被贴上“渗透者”的标签。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执政时期开始，陆续有好些中国媒体被认定是代表中国政府的外国代理人。这当中有大国博弈和地缘政治因素，但和中国媒体的特殊定位也不无关系。
中国与西方有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环境，中西方新闻传播理念差异不可避免，中国的媒体不可能和西方一样，中国也需要有自身的媒体形态，但这不等于不需要一个相对开放的媒体环境，来确保真实信息的通畅，确保民众的知情权。媒体为国家利益服务，同时也必须为人民利益服务，避免官员、行政部门的意志侵蚀人民利益，确保人们有追求真相和事实的权利。如果媒体只能单方面做宣传，而失去应有的独立属性，记者节是不是要改为喉舌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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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11-3 13:00
唯一？政府网不能发？国家的垄断法管不管？涉嫌垄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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