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地域文化(转载文学)

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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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的最大尴尬之处，便是缺乏城格的独立性。这需要从天津的历史谈起。
　　　　
　　600年前，即明永乐二年(1404)，天津作为畿辅要地正式设卫〔卫所是明朝的军事建置〕，故有“天津卫”之称。刚开始是一座土围的军事城堡，后在卫城基础上砌砖包城，兴建城门，渐渐初具城市的规模，此后天津成了离京都既近且大的漕粮储囤所。到了清代，天津卫作为京师门户的地位日益重要，加上河海航运的交通便利，南北各地商货大量吞吐，天津成为北方最大的商品集散地，同时，渤海湾西岸盐业也日渐兴旺发达，天津商业空前繁荣，正所谓河水一响，黄金万两。清朝津门举人杨一崑在他著名的《天津论》中开篇即赞：“天津卫，好地方，繁华热闹胜两江。”由此可见当年桅帆林立，漕运繁忙的盛况。但不论如何，天津充其量只是北京城的“畿辅首邑”，其地位和角色，也不外乎是拱卫京师的军事棋子和经济筹码。近代以来，依附于北京的政治角色城和地理特征，也就决定了天津多灾多难、大起大落的悲剧性命运。
　　　　
　　第二次鸦片战争间，在三次大沽口之战中，列强均直取天津，目的就是以图威胁清政府，迫其签订城下之盟。根据1860年10月签订的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天津被迫开为商埠。这一点对于中国近代史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因为随着天津的开埠，洋人其实已经到了家门口，西方文明不再是呈铁舰洋炮、座钟手表等“奇巧淫技”的一些片段性的偏见或认识，而是以租界为单位的整体模板，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距京城近，更多的官员能够更方便、更深刻地体验这一文明落差，这使得清政府深受刺激，不但心理安全界线被完全打破，而且自闭自大的狂妄心态也被狠狠地校正。不论源于民族的自尊心态，还是皇朝的自强意识，都使得“师夷技之长以制夷”很快成为朝廷上下的共识。于是，迫于无奈的开放，缘于自强的革新，终使得古老的帝国第一次反思自己，求取再次焕发生机。
　　　　
　　这时，以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开始小心翼翼，开始认认真真地向西方学习。他们将天津作为学习西方的试验基地，先后在天津开办了一系列洋务学堂，又引进新式机器设备，延聘西方技师，兴办颇具规模的军事工业与船舶工业。１９世纪末叶天津的城市公用事业诸如发电、电报、电话、邮政、电车、自来水、下水道以及道路、桥梁、港口建设，无不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洋务运动二十多年时间里，天津成为中国最具活力、也最具影响力的城市。那段时期，也是天津最值骄傲的一个时期，中国第一条铁路、第一辆汽车、第一个邮电局，第一家商场（劝业场）都是在那个时候在天津一一精彩亮相，坚挺了民众的自尊心态，激励着国人的“强国”梦想。到了民国初年的时候，天津的人口已经猛增到一百多万，超过了北京，成为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工商业和港口贸易城市。
　　　　
　　由于天津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和文气人脉，使得天津成为滋生阴谋或阳谋的政治温床。离京城近，便于打探风云走向或对手虚实，又有租界，便是失败或曝光，也容易脱身或保命。因此，凡是不愿放弃政治梦想的人士或政党或团体对于天津都是偏爱有加。当时有个流行的说法，即天津是北京的政治后花园，或说北京是前台，天津是后台。那时很多重要的政治事件，发生在北京，可实际上幕后的策划都是在天津。譬如说当年轰轰烈烈的讨袁护国运动，当时深陷圄囵的蔡锷将军便是化装来到天津，在其师梁启超的饮冰室里策划密谋的。
　　　　
　　
　　也正是缘于这一点，满清显贵、民国遗老、迁客骚人、革命志士，都纷纷来到这里，追寻机会，耐等时机。是的，要寻欢，要归隐，天津都不是最佳选择，这里伏蛰的是求变的激流，隐匿的是动乱的祸根。也正是缘于这种畸形的兴旺、飘摇的发达，天津历来都不是富商巨贾的青睐之地，因为这里的繁华和荣耀，风险太多，诱惑太多，绝不是投机的大好之地。
　　
　　然而，无论风云如何激荡，时局如何变换，天津充当的永远只是政治驿站的角色，风波过后，当北京不再需要天津时，天津也随之迅速沉寂，留下的唯有市井里褪色的传奇，还有贴上标签的名人故居。据统计，天津共有名人故居五百处左右。《近代中国天津名人故居》一书上做了细细的梳理，不过拣的都是有名的介绍，可也有147处。这些藏在里弄深巷或是闹市一隅的名人故居，如今大多面目全非。曾经引发无数运动狂飙的策源地，如今你能看到的，只是有些破败、有些杂乱的公房民居。历史的风采和辉煌，俱躲在建筑的沧桑深处，史册的寂寞书里。其实，历史从没放弃点滴印记，只是有些事情，我们拒绝想起，有些事情，我们轻易忘记。如今，很少有人知道马场道是老天津最有故事、最漂亮、也是名人故居最多的地方。其最东头的重庆道小学，是美国总统胡佛的故居，儿童医院对面，是北洋时期的国务总理朱启钤的别墅，吴家窑附近，有张学良的别墅，而和新华路交界的地方，则是新中国第一大贪污案，刘青山、张子善居住的地方。

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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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也奇怪，近百年的文化冲撞突变，近百年的政治风起云涌，天津既没有象上海那样被“洋”化得特色鲜明，也没有象北京那样被“政治”化得霸气十足，只是几近“格色”地留守着局促的特色文化。在现代城市文明格局里，在一个日益开放和多元的世界里，对北京而言，天津早就失去其军事屏障、政治后台以及经济附属的作用。于是，天津曾引以为豪的漕运、洋务、通商、开埠都失去赖依生存的基础和意义。于是，一切风光都如过跟烟云，天津依然是个有水陆码头的城市，不大不小，不尴不尬。
　　　　
　　从城市自身发展角度讲，天津历来缺少城市文明营建的主动性和深虑性，从城市性格讲，天津是那种表面洋化，骨子守旧的一派。或兴旺发达，或悄然没落，天津都不会有太多的感慨，而是乐天知命，安然享受现在。如果系统、深入地分析天津的城市文化，你会发现，天津犹如一个文化浮萍，再丰富多样的文化种子，也多是随时代之波任意逐流，无法扎下根来，更不用说结出“果”来。且不说作为洋务运动的大本营，天津并没有积累下工业的基础或人力资本，且不说作为重要的老牌商埠，天津也没有积下雄厚的商业文明或经济实力，便是曾有剧作家曹禺、导演石挥、武侠小说家宫白羽等鲜亮的人物大家，可对于天津城市文化的兴起与繁荣却没起到应有的积极意义。
　　　　
　　与上海海派文化的洋气相比，与北京京味文化的大气相比，天津的津味文化就显得太过单薄和土气，显得太过零碎和俗气，俨然撑架不起一座大都市的精神骨梁。稀少现代文明的精神张扬，缺乏本土大家的文化梳理，使得这座城市体面的文化长衫下，一不小心，便促狭地显露出“市井”的痞劲和土气的文化品相来。
　　　　
　　从前有一句俗语：“保定的狗腿子，天津的油嘴子”。讽刺的就是天津的这种市侩习气。当时的天津卫，居民五方杂处，三流九教，无奇所不有，加之燕赵故地，血气刚烈；水咸土碱，风习强悍，而百余年来，举凡中华大灾大难，天津无不首当其冲，因此，为活命计，为发财计，为出人头地计，早就炼得一副“铁齿铜牙”，天津人的那张嘴，油滑、刁蛮，可若是稍稍点拔升华，也多是句句妙趣横生，满口丽彩华章。这一文化特征表现最明显的便是有名的津味相声。
　　　　
　　津派相声最大的特色便是市井气浓，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容易从琐碎的生活小事里挖掘平民的幽默和乐趣。也许是大风大浪中的大彻大悟，也许是风雨过后的平淡从容，天津人更容易乐知天命，更喜欢笑对人生。满口跑牙的嘻笑怒骂里，其实蕴藏着许许多多的生活智慧和人生感悟。市井百相，人生百态，都会被有心而细腻的天津人捕捉到，并加以艺术地放大，然后，一个个津味十足的笑话便诞生了。他们爱开自己的玩笑，而且会和你一起笑，或畅意的，或会心的，一笑之中，开掘了生活的无穷底蕴，咀嚼着人生的百般况味。
　　　　
　　这座平民化的城市，最大的特色便是没有特色。平淡得太过寂静，朴实得太过从容。他们不喜欢太过张扬得生活，他们不愿意思考太沉重的话题。都市再大，变化再多，他们唯一不变的，便是自甘平淡中寻找快乐，要坦然面对真实的生活。
　　　　
　　无论世事如何变迁，无论都市怎样发展，天津人的心态和胃口永远不变，他们依然自得其乐，满足于耳朵眼扎糕、十八街麻花、煎饼果子、嘎巴菜里的“平民”滋味。
　　　　
　　那些稀松平常的街头小吃，却常常被天津人做得绝妙精到，或如松软清素的喇嘛糕，或如酱香醇厚的罗汉肚，或如粉糯软滑的鲜果馅汤元，或如酥软香脆的贴饽饽熬鱼，都是好吃得紧。
　　　　
　　天津的小吃有名、津道，就在于这近百年的慢磨细理，硬是把普通的谷类杂什、市井俗物，调制得如此有形有色、有滋有味。譬如说这知味斋的水爆肚，且不说它健脾养胃的功效，单表这滋味地道，你要蘸着佐料，趁热大口痛吃，那个鲜、那个脆，那个嫩、岂一个爽字了得？再如杜称奇的火烧，靠着炉火纯青的“绝活”，把烧饼烤得是外焦内嫩，加上里头热腾腾、香腻腻的馅心，咬上一口，真是口艳醇香，满腹舒畅。
　　　　
　　天津的风味小吃如此好吃，制作自然大有讲究。譬如1921年由时文德创建的恩发德蒸饺，属清真风味，做起来可便是大有文章。先说这制馅，用洗净的西葫去皮去瓤，羊肉末用开水烙透，然后搅入酱油、花生油、香油、精盐、葱姜末，最后将西葫馅投入拌匀，然后将擀成的面挤捏成道士帽形的饺子生坯，上屉用旺火蒸熟。待这热腾腾的饺子端上桌，且看一个个肥头大耳，坦腹端坐，就等你来下口。送入口中，哇，真是外皮劲道耐嚼，内馅肥而不腻，尝起来个个鲜嫩味美，真不亏名家小吃。
　　　　
　　不知是不是因为天津的小吃太绝妙、太好吃，才使得天津人这么容易知足，这么容易幸福，这么容易平和踏实。

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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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天津人也举办了个建城600周年的纪念，并沾沾自喜地拉出许多古人、名人来捧场，可依然撑不起天津若大的门面。没有大气的精神气象，没有浑厚的人文力量，除了僵硬的规划，除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城市形象依然是一个尴尬得有些不愿细说的话题。
　　　　
　　天津人的知足和平淡，使得这个城市落寞得甚至有些心甘情愿。津味文化，便是没有影响和辐射的欲望，可局限于一座城市的的文化，局限于一座城市的喜乐，便是五味俱全，便是有声有色，可也是自娱自乐、自产自销的产物。这种封闭的心态，与这座有着悠久开放历史和雄厚开放资本的城市格调，本应是格格不入的，可这么多年，天津却依然没有发生脱胎换骨的文化裂变，城市文明依然干瘦得可怜。
　　　　
　　一个城市的文化架构，只有“逗你玩”的小智慧、小趣味是远远不够的。“天津“本是一个很大气、很贵气的名字，为明成祖朱棣所赐，意为天子渡河的地方，本不应该这么促狭和小气。而且，今天的天津，无论地理方位、政治角色、还是经济张力、文化资源，本都有很大潜力可挖，本都能大有文章可作。
　　　　
　　看待天津，很容易以一种莫名的优越感，居高临下地看之视之评之判之，埋怨天津不求进取，哀叹天津的自甘平庸。其实，抛开文化不谈，就一种生存状态而言，天津人的生活方式也许更值得我们逆向反思。大家都知道天津的杨柳青年画非常有名。大红大绿，俗到极致，艳到极致，却也漂亮到极致。那欢快的民间色调，那喜庆的富贵娃娃，不求太多的人文意义和深刻命题。图的就是个欢乐喜庆，图的就是个吉祥如意。我以为这一点与天津的性格有相似之处。寻求快乐和幸福本是多元的，阳春白雪有高雅曲调的妙，下里巴人自有通俗歌声的好。
　　
　　对于津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姿态，我以为也没什么不好。大都市的浩大野心，大都市的高楼林立，大都市的灯红酒绿，大都市的暄闹繁躁，本不应该，也不绝能成为我们唯一的选择。有时候，选择一种回归，选择一种沉默，可能更是我们的福气。

南方***

城市系列之　广州海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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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及广州，总能激起一些不平常的蓝色记忆。
　　　　
　　因为面朝大海，姿态开放，这座城市的历史才显得激情汹涌、气势浩荡；因为立足商贸，包罗万象，这座城市的文明才显得韵味醇厚、气韵绵长。两千多年来，除却大漠里那条驼铃叮当的丝绸之路外，还有另一条伟大的海上丝绸之路，就是从这里开始，满载中国的文明和骄傲，扬帆远航。因此，城市的传奇，多演绎在“鲸波接天、浩浩天涯”的大洋上，历史的骄傲，也多彰宣在“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的自信里。
　　　　
　　早在秦汉之际，广州（古称番禺）已经是一座繁荣的国际性海港城市。《汉书?地理志》载：“处近海，多犀象、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一都会也。”当年挖掘南越文王墓时，出土的文物中就有非洲象牙和西亚银盒，这便说明早在南越国时期，广州就已通过海路，与西亚、非洲等地有了交通贸易往来。还如城市处处散落的秦汉船台遗址、光塔寺、怀圣寺、十三行、西来初地、清真先贤古墓、沙面西式建筑群等历史遗迹，从不同层面记录这座城市延续两千多年的蓝色骄傲和文明印记。
　　　　
　　可以说，是优越的地理环境成就了这座城市的辉煌。在中国南海沿岸，广州骄傲地立于中央，它背靠五岭余脉的白云、越秀两山，南临浩瀚的南海，是一处水位深、流量大、不淤浅的天然良港。从广州港出发入南海，西行到印度洋，可通往西亚、北非和南欧诸国；南行直达东南亚，过太平洋与美洲各国交往。因此，它也顺理成章成为中国通向海外贸易的南大门。
　　　　
　　作为一个世界性的贸易港口，广州的另一个优势便是河网密布，交通发达。它可以依仗河流的触角，将经济腹地伸到全广东以至全中国。因此，两千多年来，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起点，它一直是最繁忙的贸易吞吐大港。正如外国人所表述的那样：“中华帝国与西方列国的全部贸易都聚会于广州。中国各地物产都运来此地，各省的商贾货栈在此经营着很賺钱的买卖。东京、交趾支那，柬埔寨、缅甸、麻六甲或马来半岛、东印度群岛、印度各口岸、欧洲各国、南北美各国和太平洋诸岛的商货，也都荟集到此城。”
　　　　
　　能够在海洋上展示自信，自然是需要技术和资本为后盾的。我们的祖先当然有，而且从不稀缺智慧和勇气。根据史料记载，早在2000多年前的汉武帝时代，我们的祖先已经开辟了从广州起航，经徐闻、合浦出海，直通印度洋腹地的远洋航海图。那时，从广州输出的商品主要是“黄金杂缯（汉代丝织品的总称）”等非常珍贵的东西。而到了东汉时期，从广州到印度、斯里兰卡经商的中国商人，已经开始与罗马的商人发生直接的贸易关系。古罗马科学家普林尼在其著作《自然史》(《Natural History》)里，便详细记载了中国商人在印度、斯里兰卡经商活动的情况，指出中国商人在南印度东部的科罗曼德和斯里兰卡设有自己的货栈，并在那里的港口阿里卡曼陀(Arikamedu)同希腊、罗马的商人交换货物，用丝绸换取蓝宝石 (包括蓝晶石)、明珠等各种珠宝。他还在书中记载罗马人曾亲赴中国，用红海出产的珍珠同中国人交换丝绸衣料。
　　　　
　　那个时代，中国丝绸在罗马几与黄金等价，只有少数贵族妇女才穿得起，并以此相互炫耀。有一次，凯撒大帝穿了一件中国丝绸的袍子去看戏，众人便议论纷纷，说他过分豪华。也正是因为丝绸太过珍贵，后来的提庇留皇帝还曾禁止男子穿用中国丝绸做的衣服，然而最后的结果是非但没有禁止，贵族之家锦衣绣服反而愈成风尚。也正是缘于对中国丝绸的极其热爱，加上波斯对于丝绸之路的垄断和控制，使得罗马人决定开辟一条从海上通往丝国的远洋航线。凭借罗马人丰富的海洋经验和智慧，他们终于成功了。他们的商船先开到印度，然后通过印度洋进入太平洋，直抵中国南部的交趾等七郡，接着沿北部湾经合浦、徐闻到达番禺(广州)。对此，史书有这样的记载：“桓帝时（公元166年），扶南之西，天竺、大秦等国，皆由南海遣使贡献，而番贾自此充斥扬、粤。”

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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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千多年前，这个城市就展现出“番贾充斥”的繁荣景象，这足已让说明农耕文明的中华帝国，曾以开放的姿态，把目光投向大海的远方。海洋文明的花朵也曾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骄傲地绽放。
　　　　
　　特别是唐宋时期，广州更是发展成为海上丝路的第一大港，那时，它是世界上最繁忙、也是最著名的东方贸易大港。根据史料记载，唐大历五年(770)来广州贸易的外国商船，“乃四千余舵”。而在市舶使（当时主管外贸事务的机构）的官方记录里，就有南海舶、番舶、西南夷舶、波斯舶、昆仑舶、西域舶、蛮舶、南蕃海舶、波罗门舶、狮子国舶等来自世界各国的船舶名称。不难想象，当时珠江河面“大舶参天”、“万舶争先”的兴旺繁荣景象是何等壮观，何等震撼。对此，杜甫在《送重表侄王砅评使南海》的诗中有精彩的描述：“ ……番禺领亲贤，筹运神功操。大夫出卢宋，宝贝体膏脂。洞主降接武，海湖舶千艘。”而后的刘禹锡也写诗盛赞：“连天浪静长鲸息，映日帆多宝舶来。”需要说明的是，这两首诗写作的时间几乎相差一百多年。由此可见，广州港的繁荣并非一时的悬花一现。
　　　　
　　更令人振奋的是，从唐中叶(8世纪中叶)起，我们就拥有了一条全长达14000公里(计广州至巴士拉约10040公里，巴士拉至马斯喀特约1200公里，马斯喀特至桑给巴尔约3542公里) 的海上“丝绸之路”。这条伟大的“广州通海夷道”，从广州起航，途经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远达波斯湾、红海，东非沿岸和欧洲，是16世纪以前人类历史上最长的远洋航线。
　　　　
　　那时，广州是个真正国际性的大城市。来往贸易的国家和地区不下100个，正如柳宗元所记：“由琉求、诃陵，西抵大夏、康居，环水而国以百数”。据现有的史料分析，盛唐开元时期(713—741)，每年来往广州的流动客商竟达80多万人次，而在咸通十一年(870)一年间，到广州贸易的外国商人就达13万之多。对此，唐朝政府还特地在今光塔街一带设置“广州蕃坊”，安排外国商人居住，并专门成立蕃坊司，进行管理。
　　　　
　　想想当年的盛况吧。正是：“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这座城市，熙熙攘攘的，有多少身着奇装异服、长着高鼻深目的各国客商，或是包头巾的阿拉伯人，或是大胡子的波斯人，或是深皮肤的狮子国人，甚至还有漆黑如炭的非洲人，操着怪怪的腔调，或讨价还价，或高声吆喝，那是多么的热闹；再想想街道密密麻麻的店铺，五光十色的，有多少奇巧的精美物什，有多少稀罕的奇珍异宝，或是璀璨的珠贝，或是扑鼻的香料，或是洁白的长象牙，或是乌黑的犀牛角，当然，这街头的风景，也缺不了别致风味的好酒美食或是异国情调的歌姬杂耍。史书上说：“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那么，除却进献京师帝王的贡品外，当时的富贵人家，甚至寻常百姓，多多少少，大概都会有几样进口的“舶来品”吧。
　　　　
　　而广州港热闹的码头，进进处处的，是桅帆林立的各国货船，或在收帆进港，或要扬帆远航；忙忙碌碌的，是不同肤色的各国水手，或在搬送给养，或在整理船仓；四处堆集的，不是刚刚卸下的异国货物，便是准备出口的各类商品，多是蜀地的丝锦、名窑的瓷器、宣州的纸张、并州的铁器以及各类金、银、铜钱等；当然，最意气风发的，还是那些行行色色，怀着梦想、抱有野心的货主和商家，或是彼此热闹地攀谈，结交朋友，寻找商机，或是恭恭敬敬，等待大唐舶使院的“海关”检查和市舶使的安排召见……
　　　　
　　异域的文明在这里汇集交融，中华的文明将要远播四方。想想“百国共臻奏，珍奇献京师”的壮丽场面，想想“货通狮子国，乐奏粤王台”的恢宏景观，都是多么的令人激动慨然。自然恩赐这座城市太多的优越条件，历史又赋予这座城市恰当的机缘，于是，被时代激荡的华夏文明，在这个地方漂亮得拐了一个弯，得意地汹涌着激扬的民族辉煌，愉快地奔流着浩翰的文化传奇。被大海滋润的华夏文明，也因此更加挺拔，愈发大气，那段美丽的往事，也被后人夹在历史的典籍里，传在百姓的口耳里，骄傲了千年。
　　　　
　　一千年后，后人对于海上“丝绸之路”依然充满了想象和感叹。先是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阿拉伯世界为了纪念阿曼著名航海家艾布?阿比达曾于8世纪中叶乘帆船到达广州的业绩，决定仿照唐代的古木双桅三帆船，并特地以阿曼国古都苏哈尔(Suhar)命名，然后乘坐着航海家、海洋生物学家、潜水员、摄影师、医生等90多位现代阿拉伯客人，沿着唐代大食国到广州的航线，历时216天，穿越6000英里的浩渺鲸波，再次来到广州做客。需要说明的是，这艘船没有装现代动力设备，也不配现代导航仪器，而是和当年一样，全凭季风鼓帆行驶，借助罗盘针、牵星术的古老工具和方法来判断方位和航路。
　　　　
　　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海上“丝绸之路”考察船，从威尼斯出发，又一次前往广州，验证这段传奇。而后便是2005年，瑞典开出一艘名叫“哥德堡号”的木帆船，同样沿着古老的航线，照用传统的办法，历经18个月，再次驶入广州湾。这一次次充满趣味和考验的尝试，不但验证了祖先的勇敢和伟大，也重新激活了古老的历史，并将珍贵的友谊续写。广州的航海史上，也因此生动地添写了几段鲜活的传奇和佳话。

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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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宋以后，广州的海上传奇，时断时续、起起伏伏，曾有辉煌，也有尴尬。
　　　　
　　耐人寻味的是，我们的祖先在与游牧文明的对抗中，学会了交融，促进了交流，也有了明显的进步，可对于海洋文明，我们却不知何故选择了退避，甚至舍弃。我们也曾有过征服海洋的壮举，造过最大的远洋船舶，有过最好的海洋技术，可也仅仅是摆设一种“威服四海”的象征姿态，满足一个帝国或是某个帝王的排场罢了。
　　　　
　　但在民间贸易和往来上，广州的海上“丝绸之路”也迎来过历史上的另一个高峰。在明代，广州的海上“丝绸之路”，除了沿用和发展唐代以来的古老航线之外，还新开辟了广州至拉丁美洲，并延伸广州至里斯本(Lisbon)和广州到北美洲、澳洲、俄罗斯等新的远洋航线。
　　　　
　　按张荫桓《三洲日记》的记载，明万历三年（1575），墨西哥就“曾通中国”，“岁有飘舶数艘，贩运中国丝绸、瓷、漆等物”。而崇祯九年(1636)以前，每艘开往墨西哥的“大帆船”（隶属西班牙），登记运载中国丝货为300—400箱至500箱，其中有一艘装运达到1200箱。而通往里斯本的欧洲航线（主要是萄葡牙人经营），据统计，万历八年至十八年(1580—1590)，每年运往果阿的丝货为3000担，利润达36万两；到了崇祯九年(1636)，丝货达6000担，赢利72万两。
　　　　
　　到了清朝时期，由于撤销江、浙、闽三海关，使得番商“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从此，偌大的中国对外贸易便主要集中在广州进行，而且一直延续到道光二十年(1840)，长达156年之久。这使得广州海上“丝绸之路”处于“得天独厚”的地位，从而进入高度发展的黄金时代。因此，很快又新辟了开往北美洲、俄罗斯、大洋洲的三条新航线。单就丝绸一项，根据统计，乾隆年间(1736—1795)，平均每年从广州出口的生丝和绸缎达到20—33多万斤；道光十年(1830)增至70多万斤。
　　　　
　　然而，令人尴尬的是，清朝的“禁海”和“迁海”政策，使得沿海航运贸易陷入近乎停滞的状态。便是解禁后的道光十年（１８３０），外国抵广州的船舶每年也才２００艘，而来广州的本国海船也是区区的２００余艘。便是在鸦片战争之后的道光二十四年，每年进出广州港的外国商船也就６００多艘，远远无法与历史最辉煌的时期相比。
　　　　
　　更令人尴尬的是，盲目自大，而且极度封闭的清廷，自恃“地大物博、物产丰富”，拒绝与“番夷”打交道，做贸易。他们无视外国的船坚炮利，对于千里镜、时辰钟、化装品、以及毛瑟手枪等时髦的洋玩意，一边视作“奇技淫巧”的自得判断，另一边又痴迷享受“万国贡献”的虚幻荣耀。于是，他们醉了，洋人乐了。渐渐的，驶来的不再是满载货物的和平方舟，而是耀武扬威的铁甲军舰；他们送来的不再是香料和珠宝，而是鸦片和枪炮；身份也不再是进贡呈献的“番夷”，而是荣升为颐指气使的“洋大人”；“Fair Play”原则也必须缓行，因为他们已经可以蛮横地索要和野蛮地掠夺了。
　　　　
　　时代发生了巨变。曾经的“东风西渐”已经转了风向，成为“西风东渐”了，曾经是我们深刻地影响着西方，而一转眼，是他们粗暴地破坏着东方。对此，我们不得不反思，同样是“互通有无”的平等贸易，为什么人家在飞速发展，我们却一直止步不前？
　　　　
　　难道仅是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差别和碰撞么？不要忘了，泱泱大国的中华，也有长达1．8万公里的漫长海岸线，以及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面积。我们有着这样优越的地理环境，也有过曾经辉煌的海洋历史，可为什么就没有孕育出像样的海洋文明？
　　　　
　　我们从来不缺冒险的精神，可一直稀缺探索的精神。海洋深处，本有着开阔的文明。可除了一双猎奇的眼睛，我们有没有注意更多、思考更多？当达尔文在航行中采集矿物和动植物标本，琢磨进化论的时候，当西方大批冒险家、科学家借着海洋之路，踏遍世界，琢磨自然、研究文明的时候，我们又做过什么？
　　　　
　　令人沮丧的是，我们的祖先仅仅满足知其然，却从不在乎知“其所以然”。一切未知的文化或文明，我们都以一种近乎顽固，但颇自得的传统思维，“以己度人”，消融一切，解释一切。于是，什么都很明白，什么都无所谓。再丰富、再精彩的阅历，也终变成一大堆稀奇古怪的“镜花缘”谈资罢了。
　　　　
　　面对辽阔的大海，我总是在想，当年，我们的祖先奔向波涛汹涌时，除却发财的梦想以外，有没有想得更多？奔波海上的人们，面对海上明月，除却思念亲人之外，除却思想嫦娥的故事之外，可曾有过更丰富、更深刻的想法？
　　　　
　　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祖先开始放弃了思考，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的祖先陷入了无趣？我们是不是太过在意拥有的现实（历史），是否太过在意回头的此岸，而缺乏对于彼岸不可知的勇气和一往无前的精神？
　　　　
　　太多的问题，需要我们整个民族集体反思，太多的教训，需要我们这个时代认真汲取。也许，正如智者所言：“纵观历史沧桑的过去，展望充满希望的未来，我们可以从中吸取继往开来的丰富经验和巨大动力。”
　　　　
　　毕竟，海洋离我们很近，辉煌的历史离我们也不算遥远。

南方***

城市系列之　南京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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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曾是一座胭脂太浓、泪痕太重的城市。
　　
　　这座被称作“石头城”的伟大都城，“负山带江，长卫护之雄，群山拱翼之严”，钟山如龙蟠曲伏东南，石头山则似猛虎雄踞江滨，可谓天造地设的“帝王之宅”也。然而，便是拥有这般坚固的天堑，南朝帝王还是接连覆亡，正如乾隆皇帝诗云：“石城倚壁复临江，地利诚云险绝双。何事南朝诸帝王，竖幡每见举族降？”
　　
　　城的不幸，恰在它太过坚硬，从而放大了那群目光短浅的帝王安全感；城的不幸，也恰在它太过香艳，虽是满足了帝王茂盛的私欲，可也在消磨着城里人的斗志，同时又刺激着城外人的欲望。于是，这座“江南佳丽地，自古帝王都”城市，历史的天空便显出伤感的混杂：既有奢华的轻歌曼舞，又有野蛮的刀光剑影；岁月的长河也流淌着尴尬的惆怅：既有胭脂染就的风流，也有鲜血汇聚的伤痛。
　　
　　是的，这是一座善于把欲望经营到极致的都城。虽说六朝、南唐或南明，都只是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可江南经济的富足，加上士族名士的风流，使得这座城市有了繁华的资本和底气。也许是战事频繁、乱世太苦，或是阴谋太盛、强邻太多的缘故，那些小朝廷的帝王常会滋生“人事无常、及时行乐”的幻灭感。历史上，都城的品质很容易被当时帝王的性情和喜好影响，甚至异化。于是，这座城市织锦缀秀，常常被过分地粉饰、恣意地骄纵，张扬着一种末世的狂欢和畸形的繁华。
　　
　　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秦淮河畔为何总是金粉楼台，画舫凌波，浆声灯影，笙歌人家。当年，秦淮河“绮窗丝幛，十里珠帘，灯船之盛，甲于天下”。想想看，这河水中荡漾的可是多么香艳的胭脂盈波，那空气中弥漫的，则是怎样熏人的脂粉铅华。无论古今中外，一个城市，若是“红灯区”经济繁荣，“生色”文化发达，不管看上去有多漂亮，也不管有多诗意，都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
　　
　　可在中国古代，对于文人来讲，妓院却是释放人生压力或寻求精神寄托的最好场所。填些风流的小曲，做点应景的文章，不但可以博取风流的“幸名”，甚至还可以换来社会的认可和文化的尊重。中国传统社会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一方面在政治上对读书人太过苛刻，动不动就流放、打屁股，甚至砍头；另一方面却在伦理上对他们非常纵容，放达纵酒是风流，谑浪笑敖是风流，自然，狎妓也算。于是，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秦淮河畔的夫子庙可以堂而皇之地处在林立的妓院中间。当年，每逢开科秋闱，考生云集，这秦淮河南岸的一些街巷也就成了富家子弟的“温柔乡”、“销金窟”。
　　
　　针对读书人的喜好，精明的老鸨也常调教姑娘们研习诗文，学些书画，再加上吹拉弹唱，使得纯粹的“皮肉生意”变得诗意而暧昧：骚人墨客吟风弄月，红粉佳丽浅斟低唱。于是，传说中、史册里，关于情色，多是讲述得精彩，描绘得坦然。便是今天，我们津津乐道的也是那些被润色的传奇、被臆断的香艳，可青楼欢笑的背后，多少红颜的血泪悲惨，却没人心疼，稀少哀叹！
　　
　　误国的是那些灯红酒绿的奸臣庸官，该恨的是那些纸醉金迷的昏蛋君王。懈怠度日，狂欢嬉耍，故国已无男儿，六朝金粉又有什么办法？莫要说“商女不知亡国恨”，以什么名义批判？又有什么资格抱怨？国破时，大丈夫哪里去了？读书人哪里去了？烟笼寒水，明月寂照，你可知道她们的心和秦淮河一样凄凉？琵琶玉树，隔江犹唱，谁又来安抚欢颜后死一般的绝望？

南方***

2
　　
　　这曾是一座“龙蟠虎踞”的帝王之都，可圈养的却是一群软骨的病猫君王。
　　
　　数百年来，六朝的末代君主，粉墨一番，摆队登场。奇怪的是，他们都不爱做济世的英雄，只愿当无聊的戏子，于是，一个个纵情声色犬马，竞事阔绰豪奢，最终落个亡国辱身的悲惨下场。这里头有太多的故事，却不知从何说起，无尽的感慨，又无法一一表来。
　　
　　就说说那个让“商女”背黑锅的陈后主吧。据《南史?陈后主本纪》所载，这位大名叔宝小名黄奴的昏庸皇帝，实在是个活宝。他对酒色的痴迷，到了一种近乎无耻的地步：“（后宫）美貌丽服巧态以从者千余人，常使张贵妃、孔贵人等八人夹坐，江总、孔范等十人预宴，号曰‘狎客’。先令八妇人襞采笺，制五言诗，十客一时继和，迟则罚酒”。
　　
　　荒淫如此的君王，自然 “怠于政事”，史书上还说他办公时也要“置张贵妃（张丽华）于膝上共决之”。眼里只有美色的陈后主，终日里想的就是如何讨好他的美人儿。他先是搜刮民脂，建了临春、结绮、望仙三座高达数十丈的楼阁。这些楼阁的窗牖栏槛，都以沉香檀木精心制成，而在其它方面也是极尽奢华之能事。然后，他“使诸贵人及女学士与狎客共赋新诗，互相赠答，采其尤艳丽者，以为曲调，被以新声……”在这些曲目中，就有亡国之音的《玉树后庭花》。词中唱道：“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花开花落不长久，落红满地归寂中！” 词曲都非常漂亮，据说当时陈后主还特地选宫女“千人习而歌之”。不知是陈后主早已预感江山难保，还是乌鸦嘴，无意说出，“玉树后庭花，花开不复久”日后竟成谶语，他那个皇帝的宝座，刚坐了6年，就被隋文帝毫不客气地抢走了。
　　
　　《南史》里说他亡国前“奏伎纵酒，作诗不辍”，又说亡国后“陈人讴咏，忘其亡焉”。《隋书》经籍志中有记“其诗文集三十九卷”，可见著作甚丰，但他这么喜爱吟诗作文，并非热爱文学的缘故（何况写得也不怎样），我以为那只是一种无能的“驼鸟”政策罢了。当年，隋军兵临城下，“城内文武百司皆遁出”，他倒是不慌，言称：“锋刃之下，吾自有计。”他那伟大的计谋就是带着他心爱的张贵妃和孔贵人一起躲到后宫的枯井里。后来军士把他们搜出来时，由于紧张慌乱，两位美人“脂粉淋漓，洒落井栏”，这便是“胭脂井”的由来。
　　
　　敌人来了，置江山社稷不顾，置黎民百姓不顾，而是带着美人当“井底蛙”，这样的计谋太是可笑，而能想出这种“妙”计的皇帝，也实在窝囊。与之相比，他十五岁的儿子陈深（恚劝）就有出息的多。史载乱哄哄的皇宫，惟有他“端坐殿上，正色以待之”。
　　
　　隋文帝骂陈后主“全无心肝”，我认为太过客气，其实，他何止没心肝，看看他做的这些事，他最缺的还是脑子。然而，就是这位没肝没肺没脑子的陈后主，却有很好的运气。在把国家丢了后，他竟好意思俯在敌人脚下，浑浑噩噩地做一个三品官。而一代又一代的“商女”则无辜地替他担当起“不知亡国恨”的道义耙子，受尽世人责难。你我便是有诸多不满，可往事遥隔千年，对此只能慨然一叹。

南方***

3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差不多在隋灭陈的四百年后，南京城里又出了一位同样荒淫好色、同样喜欢吟诗作文，也同样是亡国之君的“活宝”级皇帝。他就是南唐后主李煜。
　　
　　这位李后主与陈后主最大的区别，便是前者更具文学才华，诗词也更具艺术分量。还有一个区别，那就是后者是不自觉间把皇帝的差事办砸了，而前者是很辛苦地把皇帝的工作搞糟了。
　　
　　这位骈齿重瞳的后生，善诗词、精书画、通音律，端的一位艺术全才。前人吊李后主诗云：“作个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作君王。”这是大部分人对他的看法，觉得他只适合做个纯情的诗人，好像做皇帝是迫于无奈。我以为这是对他最大的误解。从某种角度讲，他这样的可怜之人，必有耐人寻味的可恨之处。关于他的性格，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评价道：：“性骄侈，好声色，又喜浮图；好高谈，不恤政事”。所以我以为他的悲剧性人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矛盾、复杂而优柔的性情。
　　
　　相比陈后主，他虽然也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可在做皇帝之前，曾当过大将军，跟随父王人东征西战，懂得江山不易，也积累了许多从政的经验，毛泽东评李煜“不抓政治，终于亡国”，我以为有失偏颇。史书上说他本性厚道，“唯以好生富民为务，常欲群臣和于朝，不欲闻人过”，而且“酷好古道”、“刑法大宽”，也就是说，他不是不抓政治，而是眉毛胡子一把抓，抓得没有头绪罢了。
　　
　　在他眼中，只有小朝廷，没有大国家。当初，北宋日益强大，南唐日势衰微，迫于无奈，李煜只好俯首称臣，但在内心深处，他依然眷念皇帝宝座。《南唐书?后主书》中记载：“每遇皇朝（大宋）使至，国主（李煜）衣紫袍，备藩臣礼；使退，服御如初。”也就是说，他骨子里并不愿意称臣。
　　
　　后来，宋太祖赵匡胤屡次召见，他都是“称疾不行”，并宣称“臣事大朝，冀全宗祀，不意如是，今有死而已”。北宋抛来和平的橄榄枝，自然没有头上的皇冠漂亮。也许领过兵，打过仗，所以自信力相当爆棚。欧阳修批评他“不恤朝政”，可谓一针见血。他不但识不得大体，不懂得统一潮流已经势不可挡，而且对于自己的实力产生严重的判断失误。于是，战争来了，屠刀近了，毁坏的必是城市，受苦的还是百姓。
　　
　　只是为了自己的龙袍和骄傲，李煜发动一场毫无意义，而且几乎是自杀性的战争。当时，他几乎将境内所有成年男子都赶上战场。在形形色色的南唐军中，有“招集无赖亡命”的自在军，有普通百姓组成的排门军，甚至还有“以纸为甲、以农为兵”的“白甲军”等。试想这样一支“乌合”军队，岂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的宋军对手呢？
　　
　　他的刚愎，他的自大，也让这座城市付出惨重的代价。攻城时“四面矢石雨下”，士兵百姓，死伤无数；而围城又使得“城中斗米十千”，不知又有多少民众死于饥饿当中。城破后境况更惨。据陆游的《南唐书》记载：“王师既入建康，惟后主宫门不入。”也就是说除受到特别保护的李煜宫室外，金陵全城，无论官宦朱门，还是百姓蓬门，俱都遭到残暴的抢夺和掠杀。当时城内有一座建于梁时的升元寺阁，许多士大夫、豪民、富商家的“美女少妇”，躲在里头避难，被乱兵“举火焚之”，一时“哭声动天”，数百人的生命也“一旦而烬”。
　　
　　而我们的李后主，曾在宫中堆满柴薪，发誓“社稷失守，当携血属赴火”。看似血性汉子一条，但事实证明只是“作秀”结果。如果连自杀的勇气都没有，那只有“跪拜纳降”，甘心受辱了。后来，在汴京做“违命候”的日子里，整日哀叹，想的是“凤阁龙楼连霄汉”，念的是“春殿嫔娥鱼贯列”，便是想起“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那也是贪恋“雕栏玉砌”罢了。唱什么“春花秋月何时了”，叹什么“人生长恨水长东”，堂堂一国之君，满脑子只记得昔日美色荣华，把国家摆在何处？将百姓放于何处？
　　
　　对于他的死，后人多采信宋人王至《默记》里语：“盖为宋太宗赐牵机药所毒毙。”我倒持几份怀疑。宋太宗这样雄才大略的英雄，岂是“小鸡肚肠”，又岂会被他几句“阴柔”的哀叹轻易激怒？他便是“贼心不死”，最多也是没出息地“眷念故国”的荣华富贵罢了。和他生气，太不值当。因此我更相信他是幽怨成疾，抑郁而死的。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评价：“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我以为感慨遂深不假，但说他“眼界始大”就有些牵强，有善意过度之嫌。虽然他词中有了“江山”、“故国”、“人生”等很大的字眼，可对他而言，三千里大好河山微缩成自己的后花园，故国也只局限于奢华的楼阁宫殿，便是人生感悟，也只是哀叹他的帝王生涯结束太早罢了。纵是语句清丽，纵是音韵和谐，也终是一个人的自吟自唱罢了。
　　
　　他的诗词能得到时人以及后世极大的共鸣，只因情绪相似，理解不同罢了。譬如说这“故国不堪”，李后主惦记的是“雕栏玉砌应犹在”，时人则看到的是“颓垣废址，荒烟野草”的金陵城，五十多年后欧阳修过南京，看到的金陵城依旧未从这场兵燹中恢复元气，真是“过而览者，莫不为之踌躇而凄怆”。而九十多年后的一个秋天，时任江宁知府（府治即南京）的王安石登高怀古，看到的金陵城，还是一派“寒烟衰草凝绿”的肃杀气氛。这一切，都拜这位优秀的李姓词人所赐啊。

南方***

4
　　一座拥有近2500年建城历史的城市，自然会经历许多沉浮和荣辱。但同一种荣辱，若是反反复复，就不免有造化弄“城”的感慨。大约在李后主“仓皇辞庙”的七百年后，南京城又迎来一位“后主”——南明的弘光帝朱由崧。按史可法的说法，这位福王“贪淫、酗酒、不孝、虚下、不读书、干预有司”，纯粹就是一位“笨蛋＋混蛋”的双黄蛋皇帝。
　　
　　为什么这么漂亮的石头城市却总要和这样混蛋的君王扯上边呢？钟山沉默，长江无语。这个问题，还是留给历史老人，给他时间，容他思考吧。
　　
　　也许正是这座城市沉淀了太多的衰亡故事和血色记忆，才使得惶恐不安的小朝廷倍感压抑和紧张，也才滋生大限将至的幻灭感。当南明摇摇晃晃地竖起一块朝廷的牌子时，从帝王到臣子，从读书人到老百姓，都迫不急待地开始恣情声色，嬉乐世间。于是，城市的精神指针再一次因为恐惶的刺激而紊乱，整座城市又一次陷入醉生梦死的末世行乐怪圈中。
　　
　　都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我以为，中国的兴亡，民族的盛衰，传统知识分子最有责任。因为历史的发展，说到底是文明的传承。而中华文明几千年源源流长，恰是因为我们如此重视文化，也如此依赖读书人，因此大概也只有中国读书人，才会常怀“扶大厦于将倾，求百姓于水火”的救世情结。然而，依赖他们是一回事，他们争不争气又是另一回事。
　　
　　在国势危殆的大时代背景下，往往最能考量他们的文化人格和精神走向。可这些自傲、自大、自得的读书人，往往满足于慷慨激昂的清谈，标举“行己有耻，博学于文”，或是摇头晃脑的幽叹，动辄叫人“明心见性超凡入圣”，以求“慎独”。然而，正是这无聊的清淡和幽叹，充分暴露了他们的软弱和无能。温睿临在《南疆逸史》里说南明文武官员是“闯至则降闯，献至则降献，一降不止则再”。在异族入侵，国破家亡的大是大非面前，他们竟弃道德名节于不顾，视民族气节为无物，纷纷剥下自己的伪善嘴脸，见风使舵，望风进退。往小了说，这是斯文扫地，往大了说，那就是“礼坏乐崩”了。这样的朝代，难怪要“亡国”、“亡天下”了。
　　
　　与这些无耻、无用的读书人相比，秦淮河畔的那些女子们倒是显得伟大、从容、干净和可爱。秦淮河畔，暖暖软软的香风中，居然能熏出一些硬骨头！譬如说血染桃花的李香君，再如说大义凛然的柳如是等等。她们娇弱的身影，除却浸人的香气，还荡漾着一股“巾帼不让须眉”的浩然之气，令当时的男人羞愧，让现在的我们悲愤。李香君的故事，在《桃花扇》里传唱了几百年，也被我们所熟知。那就说说这位“个性坚强，魄力奇伟”的奇女子柳如是吧。她在清兵到来之时，曾劝她的丈夫大学士钱谦益和自己一起自杀，因为侍者阻拦未遂。后来，她和钱谦益一起参与郑成功等人的复明活动，“倾尽珠宝，助饷义军”；还以自家为地下联络点，为义军传送密信；另外，在义军起事前夕，她还亲赴舟山慰劳……正是这样一位深明大义的女子，在史册上留下一股充满胭脂味的浩然气，穿透岁月的屏障，让我们深深触动。几百年后，一位叫陈寅恪的老先生慨然提笔，穷十年之心力，为她作传，记录一段小女子的大传奇。
　　
　　俱往矣。如今面对这座古老的石头城，便是叫尽六朝兴废事，叫断孝陵殿阁，漫嗟这千古荣辱，也终觅不得真由，惟见“ 苍苍金陵月，空悬帝王州”，惟见“绿水绝驰道，青松摧古丘”。再想想太平天国时期金陵城的清兵焚火，再想想抗日战争时期南京城的异族屠杀，不禁反问：为什么一座城市要经历这么多的血与火？为什么一个民族要遭受这么多的泪和恨？
　　
　　罪不在石头城的美丽，罪不在秦淮河的香艳。从某种角度讲，正是一个民族文化人格的不健全、不成熟甚至不健康，才使得中国历代末世都有着非常相似的特征，而无不陷入同样的末世宿命。对此，鲁迅先生叹曰：“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又将近一个百年，如今回味先生的话，依旧有着说不出的怅然和慨然。
　　
　　那么，就祝愿这座城市的命运，已经走出历史的怪圈，不会再有强装的笑颜，也不会再有战火的硝烟。我们还须记得，民族性格的重塑，传统文化的创新，依然任重而道远。如果传统思维的惯性得不到纠正，如果民族性格的劣根得不到清除，那么，悲剧还会发生，历史也将重演。毕竟，上一次的民族伤痛，远去还不到七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