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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生前总是津津乐道地回忆自己在娘家作女时,最风光的事情。她说:“我十七八岁的时候在家里和男人同工同酬,修红火塘水库,修铁杆塘水库,男人一天挣8分,我也是8分。”时眉飞色舞,经常喜欢和她斗狠的婶婶却总是一脸的不屑。 有得便有失,在干重体力活方面巾帼不让须眉的母亲,嫁入张家之后,对家务活有点陌生:做的饭菜非咸即淡,无法下咽;猪草切得一尺长,人家煮的猪食稠剁剁的,猪吃起来爽滑顺口,我家的猪艰难地在一盆枝叶中苦苦寻觅,待猪吸尽潲水,盆里剩下的是一尺长的猪草。
这样的猪食对猪来说,哪来的营养,用这样的猪食喂出的猪,肯定是死不长,经常喂年猪。婶婶家的猪几个月就能出栏,母亲喂的猪要喂上一年,送食品站还不一定能达标。那时候,一头猪要一百二十斤才能达标。送猪的时候,猪不狠食,父亲生气,因为猪多吃一口,意味着能多拿回来几毛钱;父亲和叔叔抬着没能达标的猪回来的时候,父亲就会打骂母亲,说母亲不中用。
婶婶将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喂的猪又长得飞快,她就有点炫耀自己的能干,欺负妈妈不会做家务。叔叔是个典型的“妻管严”,父亲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大男子主义者”,是家里绝对的权威。在家里的地位,母亲和婶婶比起来,一个在地下,一个在天上,简直有天壤之别。
好羡慕婶婶家里,床底下一字排开的那些腌菜坛子,在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看来,它们不是普通的坛子,而是能做出脆生生的萝卜条,香喷喷的霉豆腐的神秘宝坛。婶婶妙手往一个坛子里一掏,就是脆生生的萝卜条,再往隔壁那个坛子里一掏,又是香喷喷的霉豆腐,看得我直流口水,可是婶婶就是不递给我一根脆生生的萝卜条,让我津津有味、脆生生地嚼着好玩。
妈妈不会做这些腌菜,家里连一个坛子都没有,所以木有霉豆腐,也木有萝卜条,神马都木有。记得在新疆和几个老乡玩双升级,zf还很幽默地模仿甘肃老乡的口音说:“不要打方块了,我一个都木有了。”我家里就是一块霉豆腐都木有,一根萝卜条都木有。
就在我家苦于没菜下饭的时候,婶婶家桌上经常摆着脆生生的萝卜条,和香喷喷的霉豆腐。曾经以为家里有脆生生的萝卜条和香喷喷的霉豆腐,偶尔还能喝上腌菜汤,是最幸福的事。
要是哪个邻居给我们半碗霉豆腐或者萝卜条,要么从外婆家带回来一瓶子霉豆腐和萝卜条,我们就像过年一样,比吃肉还香。要是哪个邻居给我们一把腌菜打汤,我就会吃三碗都不觉得饱,腌菜打汤好吃,一碗饭,几铲汤,吃得快,也吃得香。
曾经天真得可爱地说:“妈妈不会做好吃的霉豆腐和萝卜条,家里经常没菜下饭,父亲才和你骂架的。”母亲居然信以为真,买回来坛子,潜心研究腌菜的做法,可是她做的霉豆腐不香,是酸的;做的萝卜条不脆,是烂的。于是只好作罢,家里只剩下两个空空如也的坛子。
很长一段时间,都把父母吵架的原因归咎于母亲不会做脆生生的萝卜条和香喷喷的霉豆腐,后来才知道不是。
小时候家里木有霉豆腐,也木有萝卜条,木有吃萝卜腌菜的习惯。不是不想吃,而是母亲不会做。外婆是出了名的能干人,家里做得样样有,做霉豆腐和萝卜条的事情自然轮不到母亲,母亲只要在外面和男人同工同酬,挣回公分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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