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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医院困难重重挣扎生存 破解有限无奈颇多 “精神病人养活了精神病医院，弱势群体养活了弱势医院”。 面对调研精神卫生工作的全国政协专题考察组，湖南省邵阳市精神病医院院长吕春江心中五味杂陈。 在精神卫生防治中，精神病医院位于最前沿，也是矛盾最集中之地。邵阳市精神病医院，始建于1959年，作为湘西南地区最大的精神病医院，精神卫生防治的各类问题在此均有体现：经费不足、病人欠费、曾伤害他人的病人无法出院、地方政府送来“精神病人”、医护人员人身受到攻击等。 邵阳市精神病医院且战且进。然破解有限，无奈颇多。《精神卫生法》将出，求解是否有望？ 入院难出 已在精神病医院呆了6年的袁小军威胁医护人员：“要么送我出去，要么我就死在这里。” 7月7日，邵阳市精神病医院封闭病房内，袁小军（化名）再次要求出院。 他手指头顶的伤疤，意指要撞墙去死。伤疤是他此前为求出院而两次撞墙后留下的：“要么送我出去，要么我就死在这里”。袁小军在医院已经6年了。医生舒卓说，从病情上讲，袁小军可以出院了。但是，没人愿意接他。 事实上，袁小军入院时，其父母、哥哥已举家外逃，再无联系。 2005年秋，27岁的袁小军突然提刀连砍5人，其中3个是孩子。后果是，3人死亡，2人重伤。而被害者跟他无冤无仇。 多年后，袁小军形容当时的自己“分不清哪是真的，哪是假的”，“就像在做梦”。 精神鉴定结果显示：袁小军患精神分裂症。2005年10月，他被警方送至精神病院治疗，两个多月后，其精神分裂症基本治好。 为了袁小军出院一事，医院作出了很多努力，联系警方，民警说这事得找政府；医院联系当地县、乡政府和村委会，说明袁小军只要坚持服药，病情复发的可能性极小。但是，没有一处愿意接收他。 《精神卫生法》草案规定，“有违反刑法行为的疑似精神障碍患者，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进行处理；需要政府实施强制医疗的，由公安机关执行”。而此类病人治好后，能否出院？如可出院，什么部门接收？该法未提及。 欠费难结 为了能将欠费病人送回去，医院特批每个科室可免费使用救护车3000公里。 病人的“只进不出”影响着医院的接诊能力。 舒卓说，袁小军住院的费用，由有关部门按最低标准支付。另有一类病人，不出院并欠费，让医院更为难。 病人欠费到一定程度，医院的办法是在其病情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将其“遣送回家”。医院院长吕春江说，每年送回去的病人有50多个。这些病人，少的欠费一两千元，多的欠费5000多元。 为能将欠费病人送回去，医院特批每个科室可免费使用救护车3000公里。因为如果住在医院里，“要吃饭，要吃药”，欠费会越来越多。这有些不近人情的举措，其背后是吕春江的困局，医院每年获得当地政府财政拨款190万元，只够给全院300多名员工发3个月工资。其他的支出都要靠自筹。如果不能从病人身上收取费用，医院就要关门。 去年7月，向全国政协专题考察组汇报时，吕春江说，“弱势群体养活了弱势医院”。 《精神卫生法》草案提出了对欠费的保障方案，“对经济困难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所在地县级政府应当对其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给予资助。通过基本医疗保险支付医疗费用后仍有困难的，或者不能通过基本医疗保险支付医疗费用的，国家给予救助”。 这让吕春江看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希望。但“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国务院民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卫生等部门制定”的条款，表明最终实现还需时日。 “被精神病” 一些重要时刻，地方政府的管理压力会大增。每年，都有一些人被送到精神病医院，少的时候三五个，多的时候十来个。 邵阳市精神病医院的前身是1959年10月创办的“邵阳专区精神病疗养院”，当时是“收容管理为主、治疗为辅”。9年后，疗养院被卫生局接管，成为真正的精神病医院。 作为湘西南最大的精神病医院，到邵阳市精神病医院就诊的病人，除了来自本地区外，还有来自周边的娄底、永州等地，甚至还有安徽、广西、贵州等地的患者。今年6月，医院最高的日住院病人达到850人，超出医院接诊能力，只能通过加床的方式解决。 纷至沓来的病人中，也有一类是被“送来”的。 吕春江说，在一些重要时刻，地方政府的管理压力大增。每年，都有一些人被送到精神病医院，少的时候三五个，多的时候十来个。 吕春江印象最深的是2009年。当年，地方政府送来了十多个“精神病人”。 这些人因各种问题反映情况，“有些偏执，有心理问题”。但吕春江坦承，他们不算精神病。 这些人被强制送到医院后，坚决不愿意就医。 吕春江说，这些人有部分自知能力，原则上不能接收；但他们是当地政府送来的，能不收吗？这是一个难题。 解决方案是，“病人”家属会被“请”到医院。 一方面，“病人”确实有一些偏执、固执、人格障碍等“病”；另一方面，当地政府出钱治，“你不花钱看病呢”。 游说的结果通常是，这类病人被收治一周或半个月左右。当重要时点结束后，他们就出院了。 这种类似“被精神病”的状况，因为操作的“短平快”，并未引起广泛的关注。 《精神卫生法》草案有一条规定，“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或者将要发生伤害自身、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他人人身安全、扰乱公共秩序行为的，其监护人、近亲属、所在单位、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当地公安机关应当立即予以制止，其监护人、近亲属并应当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 知情人士介绍，上述人被送至医院的理由，就是“扰乱公共秩序”。 然而，这种情况与《精神卫生法》草案强调的一种理念相悖：有自知能力的精神病人有权自己决定是否入院。 作为精神病人权益保护的重要方面，入院、出院程序干系重大。 吕春江认为，无论是精神病人的入院还是出院，都应该由专业的精神病学专家组来决定，完全出于专业的需要来确定。为避免利益纠葛，这个专家组应该独立，不受精神病医院等机构干扰。 护士之死 工作环境不好、医护人员待遇不好、工作风险大。 吕春江自称他们是“弱势医院”：工作环境不好、医护人员待遇不好、工作风险大。 舒卓记忆犹新的，是袁小军制造的“飞越疯人院”事件。 2008年冬天的一个晚上，两名女护士在病房巡视时，袁小军带领另外4名病人，突然抱住护士，威胁她们不能喊叫。接着，袁小军从护士身上搜出钥匙，逃离封闭病房，直奔医院外。 护士按响了警铃，袁小军等人被拦下了。 两位护士受到了惊吓，而她们的前辈付出了生命。 1995年，一名护士在病人活动场所洗手时，被一名病人用凳子砸死。这名病人患有“被害妄想症”，此前，这名护士给他打过针。 “飞越疯人院”事件后，很多家境好点儿的护士办理停薪留职。医院招聘护士格外困难。当其他医院招聘护士时，吕春江总要担心，这次又会有多少人跳槽呢？卫生部一项调查表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到精神病医院工作的本科医学院校毕业生流失率达50%。 对这些不确定的风险，医院的因应之策渐多。医护人员巡视病房时，要背靠墙走，防止来自背后的攻击；医院聘用了20多个男护工；每天对病房进行安全检查…… 吕春江说，当病人被送进精神病院时，医院就负起了监护病人的责任。这种监护权过渡后，医护人员的权益并没有相应得到特殊的保护，怎么办？ 令他失望的是，这一点在《精神卫生法》草案中并没有被关注。 面对精神卫生防治日益艰巨的现实，吕春江赞成的解决之道是：将精神病人的治疗和康复分离，精神病医院负责精神病人的治疗，社区、乡镇康复中心负责病人的康复。精神病人发病时，送往精神病院救治；病情稳定后，再送回康复中心。 吕春江期待的设计是，精神病医院由财政全额拨款支持，不再依靠精神病人养活；病人出院后的康复、维持治疗费用，则由病人家庭出钱。 这种设想的理由是，当精神病人发病时，不仅危害自身或其家庭，还会对他人、社会造成危害；对严重精神病人的救治，不仅对精神病人有好处，也对整个社会有好处。 这方面的转变正在进行中。邵阳市精神病医院被纳入国家精神卫生防治体系建设中，获得国家财政投入2400万元，新建一座门诊医技大楼和一座综合住院大楼。 这是这所医院获得的最大一笔财政投入。 在医院的北侧，新楼已经动工，将在明年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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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7-16 1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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