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 的 鲁 迅 鲁迅犀利的杂文是刀、是枪,大胆地刺向腐朽没落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现象。他的小说、散文也无时不刻透露着一道道锋锐寒光,喜笑怒挞之间,抖搂了丑陋不堪的林林总总现状,让人在认识中自我警醒,常常是令人感叹不已,精神倍爽!他字里行间显示出的那份反抗精神,是药,是一种激励大中华民族情结亢奋的、战斗不息的药引,引导我们去改变,去描绘一幅崭新的蓝图,去磨砺一种不屈不挠的斗志,鲁迅精神整整影响了我们一代。某日闻听鲁迅文章在中学语文课教材中减少,有些茫然。后来教育部官员证实:鲁迅文章在中学语文课教材中有所减少是非常小的微调,只是在一套教材中撤下了鲁迅先生一篇文章,换上另一篇文章。 鲁迅曾经象一个神霸占我们心灵的空间,象一块丰碑耸立在我们心中,我们诚惶诚恐地追捧。 不料,尘封的日子抖落一粒尘埃......鲁迅在旧中国高举的革命文化先锋旗帜挞伐腐朽,抗击不公的社会,他的精神就是反奴役,警惕人成为奴隶。毛泽东也许私底下欣赏鲁迅,不然教育部门不会大肆推崇他的作品为经典教材。但是,将鲁迅作为政治话语的符号进行言说的时候,那就不是真实的鲁迅。因为,鲁迅当时拿的是日伪给的稿酬...... 猛然,心都凉了半截! 一个那么爱国,那么自强不息极力唤醒中国民众的人,怎么会拿肮脏人的钱呢?别勿施谣传吧?! 可事实居然真有那么回事:鲁迅与军阀混乱的民国政府唱反调刊文的报社几乎都是日本人在背后资助!鲁迅先生究竟知不知道真象?我不清楚,反正有人披露了这段尘封的历史,也有人主张摒弃鲁迅的这种伪革命精神。沸沸扬扬的,令人有些无所适从。我想,批评是文明社会的基本属性之一,是人类不断改变自身境遇的一种努力。如何看待批评这一现象,与鲁迅抽象起来的问题一样,都远离了精神实质。正视现实,直面现实,才是他们的本质。 我不愿去纠集这个问题,只想及及死与人生。 1931年,鲁迅先生写下诗句“知否兴风长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 ”时,“小於菟”海婴不过两岁。在接下来的漫长岁月里,这个童年失怙的孩子,无论是长于乱离,还是遭逢盛世,终其一生,都生活在父亲的光环之下。无他,作为一个时代文化的、政治的符号,父亲鲁迅的光华无法躲避。 鲁迅对《死》害怕吗?非常害怕———教科书从来标榜鲁迅大无畏,可鲁迅分明没有像他同代的勇者那样,殊死抗争,而是一再公布自己的惊骇与恐惧:早在军阀时期,他就竭力呼吁不要请愿,不要去送死;广州清党时,他惊呼一辈子没见这么杀人,自称“吓得说不出话”;白色恐怖时,则每遇凶兆就逃亡。这是鲁迅怯懦么?当然不是。鲁迅的大无畏———我要说,同时也是他的大无辜———是他越过时局,绕过时政,直接追问面无表情的死神。 死,革命的说法是“牺牲”、是应该,所以标榜死亡,指为“献身”,以之宣传;死,统治的说法是“平乱”,也是应该,所以为杀戮正名,或苦于隐瞒。鲁迅是这两种死亡观的大异端———他疾恶如仇,而心肠太软,他顾惜人命,所以避凶求生。他向两边大叫死亡就是死亡,不容屠夫自辩,也不肯为死者化妆。在他晚期的《虐杀》、《隔膜》等杂文中,他细数历史具体而微的祸端、言之有理的杀戮,给古往今来种种死亡的名目与鬼魂赋予近乎滑稽的悲惨,甚于悲惨的滑稽———这是鲁迅可怕的天才,他以浅笑揭示了本雅明概括的大真相:历来的统治者,从未失败。 痛惜人命无价,看破赴死不值。 老的让开道,催促着,奖励着,让他们走去。路上有深渊,便用那个死填平了,让他们走去。 (1919年,38岁)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里,我不愿去。 (1924年,43岁) 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当生存时,还是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 1927年,46岁) 慷慨大度,激昂飞扬,是热血青年的性格,是热血青年的追逐,也是热血青年的的使然。 鲁迅先生1936年死于疾病,终年55岁,葬于上海。他的《死》:“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都不宽恕。”是仇视人生,还是仇视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