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花与鲜血——我眼中的的邓小平时代 （一）缘起 我是一个70后，可以说是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和很多人一样，经历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希望和九十年代逐渐产生的迷惘，在八十年代，《希望的田野》这首歌代表了我们整个民族在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对未来的乐观期盼，但九十年代后，生活水平还在提高，但很多人对未来的没那么乐观了，希望逐渐被迷惘所代替，未来成了一个不确定性的东西。这反映了邓小平时代复杂性的一个方面。 这一段时间，电视上正在播放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在网上，我发现一些左派朋友借这部电视剧，对邓小平百般批判，对其中的一些批评我很不认同，有一种为邓小平辩护的冲动。 在媒体上，又充斥着对邓小平的颂扬和赞美，其中有些我觉得说的不对，很想说邓小平时代没有媒体说的那么好，邓小平很伟大，但没有有些人说的那么伟大。 长期的历史中，知识分子素来以民众利益代言人自居，其实这只是知识分子的一种为自己谋求利益的手段，他们总是能把自己的利益诉求包装成民众的利益诉求，比如说在没有互联网的时候，他们追求的言论自由不过是知识分子的自由，干老百姓何事？老百姓有了言论自由，也不能发表在媒体上，只能私下扯淡，媒体上都是知识分子的言论，公共的言论自由其实只能是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老百姓只是知识分子争取自己权力的工具而已，这种状况今天依然存在。 随着技术的发展，有了互联网，民众有很多权利需要去争取，其中一个就是争取反代言，就是反对知识分子再代言我们，因为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自己说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当然，鉴于思考的痛苦性，很多人无论有什么工具，都只是跟着知识分子后面摇旗呐喊的傻瓜，被知识分子当枪使，因为这些人既不想思考，又想一副掌握真理的样子，能不被知识分子利用吗？所以说，民众的反知识分子代言要想成功，路还长着呢！不过，公共知识分子变成公知，由香变臭，可算是反代言的阶段性胜利。 要反代言，我们就应该把自己看法说出来，我们看法也许不同，但要积极的说出来，否则我们就会被代言，一小撮高声说话的人的力量，可能远远大于沉默的大多数的力量，要维护大多数的利益，唯有大多数不再沉默。 所以，我成长于邓小平时代，又是一个从小喜欢读报纸的人，喜欢胡思乱想的人，我有我的看法，我的看法就是我的看法，谁都别想替我代言。所以说此文内容，或正确或荒谬，可供讨论和批评，但是我要的主要是说出自己的真实看法。 （二）邓小平时代 按照一般的常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史可分为三个阶段：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后邓小平时代。本文把邓小平时代和后邓小平时代统称为邓小平时代。原因很简单，邓小平的后继者基本继承了邓小平的衣钵，在邓小平设定的框架内领导中国发展。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邓小平各种理念的深入和极端化。邓小平时代和后邓小平时代的关系，有点像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关系，新自由主义的本质还是古典自由主义那一套，但是的确把古典自由主义那一套给极端化了。鉴于邓小平时代和后邓小平时代的内在统一性，本文下面提到的邓小平时代都是指从改革开放开始到今天的时期。巧的是，邓小平时代的改革走向在今天看来，也是新自由主义。 固然，邓小平没有搞大规模的国企私有化，没有让大批的国企职工下岗，没有因教育、住房与看病的市场化而形成的“新三座大山”，但是邓小平为这一切打下了基础，是邓小平改革逻辑的结果。 （三）左派和右派无法客观评价邓小平时代 所谓思想上的左和右，其实就是指人们所秉承的对立的意识形态，左派和右派的斗争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斗争。为什么说左派和右派无法客观评价邓小平时代呢？其关键就在于评判标准。左派和右派的评判的标准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是否有利于其意识形态。老百姓再受苦，只要有利于其意识形态，就赞扬；老百姓再高兴，只要不利于其意识形态，就批判。比如说，前苏联解体时，当时国家经济崩溃，老百姓生活水平大幅下降，“1994年，俄罗斯的男性人均寿命降到了58岁，低于世界上所有其他地方，只比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好一点。”（《世纪大拍卖》），我记得苏联解体时，我所在的三四线城市都有很多的前苏联的姑娘来饭店端盘子，成为饭店招揽生意的噱头。在民众生活如此不堪的情况下，中国的自由派对苏联解体民主化都赞美不已，为什么，意识形态作祟而已。而今天的一些左派，不顾毛泽东时代的饥荒与贫苦，控制与不自由的事实，把毛泽东时代给浪漫化了，都快成了《镜花缘》里的君子国了，这还是意识形态的原因。这样的左派和右派，用意识形态作为评判标准，就不可能得出客观的有意义的评价。 在不少左派眼里，改革开放全是错，就是一步步走向资本主义，就是人民受“吃二茬苦，受二茬罪”，这不是事实，事实是改革开放以来，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是大幅提升的，这个我是有体会的，我并非大富大贵之人，普通人一个，其实大家也是有体会的。 当然左派比较多说的“底层”。但就底层而言，在邓小平时代也是受惠的，在2010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高级别会议上，据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统计显示，中国已提前实现将贫困与饥饿人口减半、普及初级教育、降低儿童死亡率等目标，其中在减贫方面，过去二十年中全世界摆脱贫困人口中的７０％是由中国实现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克拉克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中国是“一个生动的例证”，中国的进展向全世界表明千年发展目标是能够实现的。 2010年联合国发布的报告指出，全球仍有14亿人口生活在没有电力供应的夜晚，解决供电问题是帮助他们脱贫的重要手段之一。报告统计，现阶段，美国纽约州1950万人口的居民用电量与除南非外撒哈拉以南国家7．91亿人口的用电总和相当。报告指出，电力供应问题远不止是一个生活方便不方便的问题，它与社会问题、经济问题密切相关，关乎贫困人口脱贫大计。报告特别指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中电力供应的“亮点”，预计在2015年前能够全面实现全人口居家电力供应普及。 中国的发展不仅惠及中国的贫苦人口，据联合国官员说，在使非洲摆脱长期贫困问题上，中国能作出独特贡献。 应该说，邓小平时代，尤其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的好处是普惠的，大家都是得了好处的。所以我为什么说左派批判《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时我想辩护，因为这部电视剧表现的是1985年前的邓小平，这个时候的邓小平在把中国从极左往右边拉，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邓小平时代后来是不是被拉向了极右，这是可以讨论的，但是电视剧里的邓小平虽然把中国在向右拉，还绝没有到极右，这样猛烈的批评是不符合事实的。 右派眼里的邓小平，经济改革是支持的，但对邓小平有两点不满，一是没有进行他们所说的政治改革，就是放弃现有体制，全面转向西方式的民主体制，尤其是八的平方事件，罪大了去了；还有就是经济体制改革不彻底，没有彻底的市场化，私有化，就是经济体制新自由主义化。邓小平时代的经济政策发展就是一步步按照右派的要求在走，但是已经造成了很多的问题，比如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发展的趋势不是共同富裕，而是马太效应，按照邓小平的说法，这几乎可以宣告改革失败了。今天中国的绝大多数社会问题，就是这个两极分化造成的。但是中国的右派们，尤其是经济自由主义者们依然不顾现实，一根筋似的一条道走到黑，依然沿着新自由主义的路子狂奔。即使是今天，他们依然打着国企尤其是央企的主意，利用中央的混合所有制提高效率的想法，想偷梁换柱变成国企私有化的新路径。他们说国企的存在是社会贫富分化的原因，要改，我们且不论此论的正误，只说用他们的解决方案私有化后，贫富分化会增加还是会减少？是老百姓从私有化中受益，还是拥有大资本的少数人受益？如果你还没被忽悠残，答案不言自明。 所以我说，自由派对邓小平的不满，也可能恰恰是邓小平高于这些自由派的地方。按照自由派设计的路径走，今天的中国可能民众更分裂，社会危机更为严重。 当然，我上面说的脱贫和两级分化并不矛盾，两极分化和底层的收入无关，只是相关高低的差值。所以说，今天的底层，也多是脱贫的底层，以前没有底层，也很多是没有脱贫的“非底层”。 左派和右派都应该学习邓小平的一点是，要有实事求是和务实的精神，别被意识形态遮住了眼睛和屏蔽了脑子，三个“有利于”就是脱离了意识形态的羁绊。 （四）改革开放的合法性的确是建立否定前三十年的基础上 前一段官方说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从历史上看，在我的印象里这不是事实。这从两件事大致可以看出。 其一是我们看到很多的文字里，都在讲文革后期，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长期以来我都以为这是铁板钉钉的事实，后来看了一些资料，我们可以说那时老百姓很穷，生产力比较落后等，但是说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绝对的夸大其词。与其说这是事实描述，不如说是为了给改革开放提供合理性。改革开放的合理性或者说合法性不就是建立在对前三十年，尤其是对文革的否定基础上的吗？因为要崩溃了，所以必须改革，只能改革，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这种手法有点像撒切尔夫人推销新自由主义说的“别无选择”。 其二是我记得我上小学那会儿，按照老师的布置，经常写一些忆苦思甜的八股文，其中经常用到一句话：“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然后写大家过的如何的倍爽，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那叫一个惨啊。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什么，其实那时我并不知道。我们的这种写法很多学生都在用，甚至很多成人也在用。这难道不是对前三十年的否定吗？ 另外，当时的文艺也是如此，像伤痕文学，还有知青文学，我看过的小说和电视剧《蹉跎岁月》等。著名导演谢晋拍摄的一系列的电影《天云山传奇》、《牧马人》和《芙蓉镇》等，不都是对前三十年的否定吗？我记得我小时候从父亲那里拿到一本小说集，全是批判前三十年的，其中一些情节还记得，但是名字记不清了，现在我只记得其中一篇的名字《小镇上的将军》。我记得小时候看电影《小街》，后来郭凯敏为了给张瑜偷一根辫子，被打的双目失明，我就恨的不行，对文革恨之入骨。现在想来，文艺真的关乎政治，对我的政治倾向影响很大。后来看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就恨纳粹。看小说《那儿》后，不久发生了通钢事件，激励我写了批判经济自由主义者的文章，写的肤浅无所谓，重要的是把自己想说的说出来。 今天，一些左派用前三十年否定改革开放，而用改革开放否定前三十年，是改革开放以来主流话语一以贯之的。官方宣布互不否定，也同样是出于政权合法性的考量，可以理解的，关键是要想法把话说圆了，比如可以说这是党的与时俱进，按照金一南的说法，这叫党的“可塑性”（金一南这种说法在“互不否定”之前提出的）。 （五）邓小平时代的意识形态之争 邓小平时代的意识形态之争简单的说就是“左退右进”，有些争论，像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之争，也被放进左右之争，这属于“中国特色”，很不普世。因此在中国当下的语境里，基本上意识形态之争都可以放到“左右之争”这个大筐里。 改革开放后的左右之争，基本上是当初的反文革派之间的争执。为了方便说明，我这里简化的说，假如文革是极左的一个点，彻底的新自由主义是极右的一个点，那么这两点之间有一个线段。刚改革开放时，支持文革的精英基本被清洗出精英队伍，留下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都是反文革派，他们联起手来，把中国从极左的这个点沿着线段向右边拉，所以后来的左右之争不是反不反文革，而是在拉的过程中，应该在线段上的哪个点停下来。一些政治精英认为应该早一点停下来，这就和要继续拉的精英发生了矛盾，这些要早一点停下来的精英后来被右派们称为“老左派”，我看到右派的一些文字里，老左派里被称为“左王”的就至少看到三位：胡乔木、邓力群和贺敬之。有意思的是，我从来没有看到“右王”的称谓，这大概是右派掌握话语权的一个体现。这些老左派在于继续右拉派的争执中，虽间或有小胜，当整体就如我说的“左退右进”，中国还是继续往右走，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老左派已经基本边缘化了，八的平方事件后，老左派以为自己的第二春来了，可以把中国向左拉了，结果邓小平南巡后，老左派基本被打残了，失去战斗力了。邓小平南巡后，中国不但被右派们继续往右拉，而且向右的速度大大的增加了。所以说，邓小平的南巡是右派们对他最为赞许，最为津津乐道的，像朱学勤就说：“南巡之路是邓晚年的“天鹅之舞”，从某种意义来说，真正的邓小平时代。”，“所以邓小平的改革年代，是在他垂暮之年，甚至是没有邓小平的年月才真正降临的。”（《激荡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真相》）。 邓小平南巡后，中国快速向右走，这时候知识精英出现了分化，一些知识精英想停下来，而多数知识精英还想继续向右走。那些想停下来的知识精英后来被右派称为“新左派”，这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可能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比较大，但对大多数中国老百姓而言，根本不知道这场争论。 其实在人类社会里，左和右之所以能长期对峙，是因为左有左的好处，但左有左的问题，右也是一样。当我们拥有左的好处时，往往不在意自己拥有的，所以满眼都是左的问题，会想向右走；反之，当我们拥有右的好处时，会看重右的问题，会想向左走。这大概是因为人们总是比较在意自己得不到的东西，而得到的往往又不珍惜。 之所以会出现新左派，是因为中国在向右移动的时候，人们得到右的好处越来越多，而右的问题开始出现了，还因为离左越来越远，失去的左的好处开始想念了，一些现在的左派不就后悔自己当年支持向右走吗？经常表示忏悔。新左派虽然人数稀少，力量薄弱，但思想争论不是数人头决定胜负的，而新左派的一些人颇有战斗力，一时竟然形成与人数众多的右派知识精英分庭抗礼之势。但是继续往右走是右派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以及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的资本精英的共识，因此中国继续向右走的趋势没有变。 经过江朱时代的大规模国企私有化和国企职工下岗后，以及出现新的“三座大山”，在新左派之外，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民间左派，这些左派和新左派一起，开始迟滞“三大精英”把中国继续向右拉，一些民众也开始起来反抗。随着中国继续向右走，逐渐靠近极右，相应的一些左派的思想开始向左走，乃至于后来一些左派开始为文革翻案了。比如我知道一个叫萧武的一个年轻学者，一开始的思想还是偏右的，但是随着中国越来越右，他也开始越来越左，最后也开始为文革翻案了。可以说，中国越右，右的问题就越凸显，这些问题就会使一些人越来越左。 在矛盾过于尖锐的时候，政治精英就会适当的让一让，缓和一下矛盾，然后再向右走。这往往会遭到右派知识精英和资本精英的不满，这是三大精英内在的矛盾，但对外向右走始终是他们的共识。政治精英推进的改革，知识精英往往充当工兵，在人们的脑子里铺路搭桥，为改革来给人们“解放思想”，也就是说，知识精英以批判政治精英的种种问题来为下一步的改革制造舆论，比如批判国企没效率，吐痰理论，冰棍理论，靓女先嫁论等等，为政治精英推行国企私有化制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所以，知识精英批判官方，与官方对立是假象，是忽悠人的，否则这些知识精英怎么会掌握被他们称为专制社会的话语权呢？是因为中国其实不专制吗？还是因为右派知识精英真正的支持者恰恰是官方呢？而被他们称为官方走狗的左派怎么办的杂志关的关，换人的换人呢？ 随着郎顾之争，右派中占据资源最多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主要指那些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的名声在民间开始变坏，随着现在基本由右派知识精英组成的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在民间变臭，相应的“公知大舞台”右翼媒体如南方系以及右派知识精英群体等不可能不受影响，他们在民间的声誉日渐衰落，与上个世纪他们在民间的影响力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因为他们背后有官方支持，依然占据媒体和教育的位置，还是能蒙骗很多傻瓜的，其中相当的的傻瓜还是以为他们和官方是对立的，这很可悲。 为什么声称“保党”（张宏良语）的左派被官方打击的比声称要“推墙”的右派还要严重的多呢？原因很简单，官方看的很清楚，声称保党的左派骨子里是反对改革的，而声称“推墙”的右派恰恰是改革的真正的支持者，他们从不反对改革，只是恨改的不彻底，改的太慢，这就为官方继续改革提供了良好的支持。真正把媒体都交给左派，《中流》、《当代思潮》、《红旗》等不都给官方的改革添堵吗？而右派把持媒体，既批判左派，压制左派，以及向民众宣传进一步改革的理由，这就为官方的改革清理了障碍，等出了问题这些右派和媒体又可以作为官方的挡箭牌，上一次郎顾之争后，那些右派经济学家们不就勇于出来，成了网民的靶子，实际上替官方和资方当了挡箭牌，让政治自由主义精英直骂这些人蠢。 鉴于我上面所说的内容逐渐被民众所觉察，右派知识精英除了官方支持下控制话语权以及一些民间的傻瓜支持者外，基本上声名狼藉了，在民间玩不转了。但是一些自由主义者不甘心自由主义在民间就这样毁了，于是前一段时间冒出了一群自称“左翼自由主义”的人，声称要“亮旗”了，依我看这恰恰说明了中国自由主义的主流——新自由主义的颓势难以遏制，一些自由主义者奋起自救，希望借助一些左翼的内容，推崇罗尔斯的自由主义来挽回自由主义的声誉，不过能不能成气候，有待观察，还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中国主流的自由主义者如何看待这些左翼自由主义者，也是有趣的观察，因为当年学者甘阳自称“自由左派”的时候，也是推崇罗尔斯的，结果被自由派一脚踢进了新左派。今天主流自由派的声势不如当年了，但是不知道脾气是不是和当年一样大。 应该说，除了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左右之争外，邓小平时代另一个主要的意识形态斗争是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展开的。民族主义长期被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联手压制，资本精英的态度比较复杂，一些买办资本当然恨民族主义了，而一些资本精英往往打民族主义的牌来推销自己的商品，或者保护自己的利益（如娃哈哈与达能之争）。知识精英长期对民族主义的诋毁使得没有话语权的民族主义者没有发声的渠道，媒体上到处是批判民族主义的声音，而一本并不好的推崇民族主义的书籍《中国可以说不》让精英警觉民族主义在民间还有影响力的，但随后对此书的口诛笔伐，让没有话语权的民族主义者无法反击，自由主义又一次大胜了。民族主义的转折点是2008年，发生了拉萨对汉人的砍杀，以及奥运火炬传递中受到的阻挠，使得民众一下子爆发了民族主义的情绪，走上了街头，不仅走上了中国的街头，而且走上了西方的街头，这一切让本以为对民族主义已经大获全胜的自由主义者非常的惊愕，乃至于失态，在自己控制的媒体上破口大骂。但是如果民族主义能被自由派骂死的话，早就死了多少回了。一个同样持批判民族主义态度的学者说：民族主义是世界上最强烈、最富有情感力量的思想意识，它如同家庭对于家庭成员的天然亲和力一样，对人们产生最直接、最自愿、诉于亲缘本能的感召力。只要世界上存在着民族、国家以及外部世界对这一民族利益的挑战、压力或威胁，民族主义就会激发起人们维护民族利益的热情、责任与使命感（萧功秦）。后来在钓鱼岛的争端中中国民众又一次走上了街头，显示了民族主义的强大的动员能力。媒体和知识精英依然如故的批判，但是并不影响民族主义的声势。相比之下，曾经要在王府井聚集的并早早广而告之的自由派，据说去王府井的人寥寥可数，比去的媒体记者还要少，白让美国驻华大使去跑一趟了，这动员能力几近于无，看来也只能依赖官方的支持来过日子了。 所以说，自由主义的颓势一方面是因为它的左派敌人，另一方面是因为它自己制造的敌人民族主义。 另外还有激进与保守之争，这个离我们老百姓比较远，不了解。还有新儒家的兴起，也不是很了解，不过直观的感觉是能折腾，但难成气候，搞个修身养性还行，搞政治怕是没多大希望。 （六）邓小平的伟大之处 邓小平的最伟大之处就在于他发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竞争胜负的关键，那就是经济发展。这也是历史证明的。当初大家为什么觉得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完全可能的，是因为西方正在经受严重的经济危机，而苏联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高速发展。后来苏东的巨变，也是因为西方的经济发展迅速，二战后经历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后来经济出现了问题，又利用新自由主义解决了问题，保持了经济快速发展，而苏联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济出现了问题，这和苏联垮台有重大的联系，苏联的解体真不是什么民主与专制的问题，而是经济发展的竞争上败给了西方。 邓小平意识到，要想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必不可少，否则社会主义就没有优越性，就会失败。为了发展经济，邓小平就借用资本主义的一些手段，并声称这也是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不能独享的，结果越为发展经济，借用的越多，结果最后自己也变成了类似资本主义的样子了。当初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时，全世界社会主义者有一句话，只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的确，剩下的社会主义里，越南，朝鲜，古巴等个头太小，影响力不足，只有中国这个社会主义还是个大个。当时间到了2008年后，西方发生严重的金融危机后，又出了一句话，只有中国才能救资本主义。那中国到底是个啥主义？还真难说，可能是个四不像，既可以说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可以说是有中国的特色的资本主义，单纯的说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都会有不少人不答应。正是因为这个四不像，于是“中国模式”就登场了，不少洋人也为“中国模式”捧场，有钱真是朋友多啊。但总体而言，就是今天，中国还是一个“资进社退”的进程。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个日本研究人员（山本一郎）到中国考察，研究为什么作为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开始晃动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倒掉，后面的却连着倒掉了。这个日本人的结论是他发现中国的社会主义与其它他考察的社会主义有一个显著的不同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一个“不排队”的社会主义，而其它的社会主义排队购买商品是常见的现象。这说明当时进行了市场化改革的中国，已经具备了一些资本主义的特征了。这位日本人还写道，1989年中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就是放在非洲的不发达国家也属于下等，但中国市民不仅可以得到面食类和肉类食品，而且可以自由的买到西欧式的炸鸡、汉堡包以及可口可乐类的食品，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他们享受着与其他同类国不可同日而语的食品。 但是邓小平可能忽略了一点，自己过得好不好，并没有统一的硬性标准，而更多地是人们的一种感觉，只注重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不去管感觉，恐怕还是不行的。如果你发展的好，要让人们感觉到好，人们才会满意，社会才会稳定。中国要说发展不慢，生活水平提高也是比较快的，但是人们的感觉很糟糕，因为知识分子在媒体上整天一方面吹捧一个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只存在与他们脑子里的“西方天堂”，另一方面把中国说的几乎一无是处，经济增长再快，但是危机四伏，很快就要崩溃了；经济发展是快，但是因为没有政治改革，必定并且已经阻碍经济发展了，经济发展很快就不快了；中国发展是快，但是雾霾这么多，污水这么多，你快得癌症了，小命难保了；中国发展是快，但是你吃的全是地沟油，瘦肉精，喝了奶粉长结石，不死都命大等等，这种情况下，你的生活水平再高，不健康了，要死了之类的，你的感受就是不好嘛。这样，老邓以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行，不注重感受，人们只从媒体上看到社会黑暗面，就会误以为社会只有黑暗面，怕还是死路一条。想想以前穷的厉害，还惦记着不能光顾自己好，还要解放西方处于水深火热的民众呢，这就是感受。 （七）鲜花盛开的旅程啊，鲜血流淌的路段……（黄纪苏《我们走在大路上》） 邓小平时代的好与坏，利与弊，本想多写，但是发现上面已经打了那么多字了，再加上这方面媒体上，网络上，书里等已经写得很多了，我就不多啰嗦了，只是简要的说一下，如何评价一个时代？我以为，任何一个时代，对有些人来说，都是最好的时代；而对另一些人来说，都是最坏的时代。如果对多数人而言，都算是较好的时代，对少数人而言，是较坏的时代，这样我们就可以评价这个时代是一个好时代，反之则是坏时代。对邓小平时代而言，恐怕不能一概而论，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对多数人而言是一个好时代，是一个鲜花多于鲜血的时代，而邓小平南巡讲话后，评价可能会有分歧，但是鲜花盛开的少了，鲜血流淌的多了，这是可以肯定的，因为出现了两极分化，也就出现了两个中国，“在欢声笑语的崛起中国身旁，还蹲着一位面无人色的绝望中国”（黄纪苏），但是“中国模式”派认为基本面还是好的，未来也是辉煌的，对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的中国，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大家自己评判。 （八）毛泽东与邓小平 谈论邓小平，很难不提到毛泽东，对于邓小平的评价，左派和右派其中一个分歧就是如何看待邓小平和毛泽东的关系。在左派眼里，邓小平显然是一个毛泽东的背叛者，而在不少右派眼里，邓小平是毛泽东的继承者，“在政治、思想、文化上仍然保持毛泽东体制不变，其核心是坚持一党专政，即不受监督、制约，不受限制的全面的权力独占，即所谓绝对领导。在经济上则实行宏观调控下的市场经济。这正是典型的毛体西用。”（钱理群）。正如我上面说的，左派和右派都是用意识形态的标准来做评价的。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伟人，但是确是不同档次的伟人，邓小平的档次要比毛泽东低一个档次，而毛邓之间过渡的华以及后邓时代的领导人，又不可与邓同日而语。中国历史在发展的过程中，有些东西会因发展而变动，有些却保持某种稳定，这就成了历史常态，毛泽东时代就是一种前无古人的想要超越历史常态，是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刺眼的例外，一个巨大的非常态，但是毛泽东并没有为这种试图超越找到出路，而且这一过程也造成了民众巨大的灾难。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在于毛泽东这一套没有出路的情况下，又把中国重新拉回了历史常态。我们举例来说，嫖娼是历史常态，真正消灭妓女就是历史非常态；官员修理百姓是历史常态，百姓可以修理官员就是历史非常态等等。 还有一个平等问题，今天很多人可以举出成百上千的例子说明毛时代也是有很多不平等的，以此论证说毛时代平等是不对的。此种论证方式其实不能说明问题，因为平等历来都是相对的，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平等。说毛时代平等是相对于千年的封建历史，相对于民国，也相对于邓小平时代。用毛时代的没有做到绝对的平等来论证毛时代是不平等的，是论证上的偷梁换柱。 （九）如何理解邓小平 理解伟人往往是比较难的，不同人理解的层次也不一样。比如说对于毛泽东为何发动文革，我们普通人很多就理解为争权夺利，这其实不是普通人的自己的思想，是接受了宣传的结果，这种理解的层次就很低了，而《毛泽东主义与人间天堂》（王力雄）这篇文章，无论理解的对错，都比只是理解为争权夺利的层次高多了。而毛泽东为什么要斗知识分子呢？一些人就理解为毛泽东年轻的时候在北大图书馆打工，受到了北大知识分子的轻慢，所以后来不待见知识分子，这是典型的小市民的理解方式，层次也不高。我的理解大约也是小市民级别的，下面我就用我的小市民心态来理解一下邓小平。 最近邓小平的女儿邓楠在《人民日报》撰文透露，邓小平南巡后，身体状况短期内急转直下，再也没有缓过来。在经历了八的平方事件后，邓小平为什么要这样拼呢？ 对邓小平而言，一生也是干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参加革命，一件是改革开放，前一个是提着脑袋出生入死的事，后一个是为他赢得了巨大国际声誉的事，对这两件事，邓小平是都不希望否定的，所以他既要维护前者，也要维护后者，这就有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八的平方事件后，中国右派受到了较大的挫折，左派政治精英开始反击，这种反击搞得过于声势浩大，使得邓小平有种失控的感觉，正如毛泽东不能容忍否定文革一样，邓小平也不能容忍否定改革开放，左派的姓社姓资的大讨论，让邓小平开始担心他的改革开放这块心头肉被左派给否定了，于是采取了一个中国特色的方式，南巡讲话。利用这个讲话，已经占据优势只是暂时被压制的右派一下子就把左派政治精英（就是老左派）给打垮了，中国迅速右转，这个结果是不是邓小平的初衷，身体已经不行的邓小平再没有发声，我们就不得而知了。邓楠最近的那篇文章里提到邓小平南巡还说：“1992年父亲发表南方谈话，坚定地表示：虽然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他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这样的说法在当时像《东方风来满眼春》这类宣传南巡讲话的文章里，被有意无意的给遮蔽了。这说明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依然担心出现因否定马克思主义而否定了自己的前半生革命生涯的情况发生，可是右派知识精英可能故意忽略了这方面的内容，只拣符合自己意愿的讲话内容大肆渲染。 对于邓小平时代的评价，未来会有所变化，要看未来如两极分化的问题是逐步解决，还是继续马太效应，如果共同富裕了，环境变好了等等，邓小平的评价会上升，如果问题越来越糟糕，那么追根溯源，邓小平的差评怕是跑不了的。对于截止到今天的邓小平时代的评价，我和左右派都不一样，我的评价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再不好，也比前三十年强的多；前三十年再不好，也比民国强的多。这个评价，怕是把左右派都给得罪了，他们一个迷恋于前三十年，一个痴迷于民国。我还是那句话，意识形态给闹的。 | 
发表于 2014-9-17 2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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