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夜坐在窗前,听虫声、鸟声、风声。夜夜盼望月光泻进屋里,撒一地白霜。常常手底键盘共窗前雨,隔个窗儿敲到明。不知不觉间,我已经对这个地方日久生情,并且誓死赞赏这种简宁之美。 但情感的倾斜,与生活中的抉择,大多数时候是两码事,内心与行为背道而驰。起码我得为尚喜欢在怀里打滚的雏儿做一些打算。我决定牺牲一些节操,向家的方向靠拢。 毅然决然地要走,又说不忍离开,听起来矛盾、虚伪、撕裂,但这是事实。 第一次走进教室的时候,惊悚了我的目光是双人桌,摇摇晃晃,遍体鳞伤,如同历史遗迹的展览。然后,目光一扫,满目鼻涕,黄的,白的,一吸一吐,看得人心如鹿撞。第一个月,我没有敢端饭碗进教室,渐渐地,黄白不忌,诸事皆宜。 我当然远远算不上一个好老师,但一些情愫照样滋生。在朝朝暮暮之间,在表扬与惩罚之间,在喜怒笑骂里,谁对谁有了依恋?在一些天真懵懂的孩童面前卖弄,于我实是一件充满欢娱的事。一个人与四十多个人的唱和,使我几乎没有时间为别的事烦恼。那些风神秀骨的,大智若愚的,总是被罚去扫厕所的,总是能领回一两张奖状的,今天回眸看来,都有一样的价值主题。 在没有遇到一些小刺激之前,我很满意于这种伪童稚状态,老夫聊作少年狂,整个世界都安宁愉悦了。我以为我将和我的班级一直守下去,守到他们走出渭溪小学的校门为止。我以我将和这座学校守下去,守到地老天荒。但我内心的这份合约,先被自己撕毁。去绥宁的两天里,囡囡的无可托付,浇灭了心上淡泊自守的理想,我不可遏制地想到了离开。 离开的过程,比预设的要复杂得多。过去生涯中中我习惯了用最简单的思路,挑最简单的路走,但这次我是挑了复杂繁难的那一条,且一往向前无所畏惧。作为母亲,女儿是唯一可设置自己肉体和灵魂的那个按钮。最为感谢那些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朋友,本来萍水相逢,甚至只在网上偶然相遇,在调动过程中,他们给我帮助良多。人生中所谓福报,对我来说,莫过于此了。 2015年08月30日晚八点,我等到了我等了两个月之久的电话。如愿以偿和怅然若失在心里同时而至,但欢喜的成分更多一些。因为时间原因,似乎来不及和原班学生有一个哪怕潦草的告别,但告别又如何呢,七八岁的孩子,能懂得什么?小学老师,能在他们的记忆里储存多久?他们会遇上更好的老师,我亦从此将在另一所学校迎来送往,但有一些情分,并不是因为有更好的,就能漠视现在的感觉,毕竟,不会再团圆了。 因为离开已经已成定局,渭溪小学围墙内的冷幽默式的小悲剧,愈发线条清晰色彩强烈,忽然断电的饥饿与黑暗,内衣被偷的尴尬与忐忑,午夜骑摩托车闯过曾经处决犯人的山头,三寸金莲似的永远慢吞吞的网络,都具有了“戏说”、“大话”的喜剧特征。每逢周末奉命困守空城,我都要表明志向:没事的时候,我要钱不要命,有事的时候,我要命不要钱。同样怯于守校的娘子们听了,深以为然。 徐志摩不带走一片云彩的洒脱,我是决然做不到的。学校后面的桅子花,在以后长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不可抹去的存在。一些名字,即使我在更年期,也不可能很快就忘得干干净净。看着收拾得干干净净的床,以及空空荡荡的房,叫人容易想起“好就是了,了就是好”的“好了歌”。这么久以来,我已经习惯了说“我们鸭田”,“我们渭溪”,或许,这都是日久生情的一点证明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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