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阳名人介绍连载

怕瓦***

尹仲容 （1903—1963），台湾“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长”。
　　
　　　　湖南省邵阳县(今邵东县)人,1903年4月16日生于邵阳县太乙乡一个士绅家庭。1925年毕业于南洋大学(今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先后两次供职国民政府交通部电政司。1936年,出任中国建设银公司协理,主持民营给水与电力投资开发,筹建和改进了西安、南昌、汉口等城市的水电设施。1939年冬奉命赴美,担任国家资源委员会国际贸易事务所纽约分所主任,兼任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器材组组长。抗战胜利后,应宋子文之邀,赴南京协助策划战后生产与交通的恢复。1947年4月,回中国建设银公司任常务董事,兼扬子电气公司、汉口既济公司执行董事。
　　
　　　　1949年4月随国民党政府迁居台湾,任台湾国民党政府中央信托局局长兼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诚兼主任),担负重整台湾经济的重任。1953年7月兼任台湾经济安定委员会下属工业委员会召集人,主持研究、修正并订立台湾工业发展的设计、筹划、筹措资金、推动设厂等。1954年6月,任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兼经济部部长”,对改善工业生产环境、扶植公营民营企业；改善技资环境,吸引外资、侨资,增加工业资金投入；拓展对外贸易,减少管制,扩大自由竞争；加强部门协调发展,提高工业水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台湾经济在短时期内走出困境,步入发展轨道。1955年11月,因涉嫌扬子木材公司贷款案,辞去所有职务,出庭应诉。1957年8月,案情大白,又被重新启用,先后委以“行政院”经济安定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外汇贸易审议委员会主任委员、美援运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台湾银行董事长等要职,主持制订了台湾《加速经济发展计划大纲》；对外贸易中改革复式汇率为单一汇率,取消“进口申请限制办法”,发展为自由贸易；在工业生产中扩大民营企业范围,维护自由竞争；集中信贷技资于制造业,使之成为台湾经济起飞的带领力量；控制消费品生产的投入,使每一分钱都成为增加经济发展的动力,促进繁荣。他为台湾经济活动步入正轨和台湾经济实力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作出了贡献,被台湾工商界称为“中国的欧哈特”、“台湾经济之父”、“台湾工业化之父”。
　　
　　　　他兼职不兼薪,生活非常节俭,在对日交涉贸易事务方面获得佣金40余万美元,全部留归公用。其事迹被收入《中华民国名人传》。著作有《电磁学》、《工程数学》、《吕氏春秋校释》、《郭筠仙年谱》等。1963年1月24日,病逝于美国,终年60岁。蒋介石曾明令褒扬:“背能竭虑殚精,善为规划发展工业建设,更多成就,改革外汇贸易,厥功尤伟。综其生平,忠以谋国,孝以事亲,好学深思,长才自奋,于艰难之际,为台湾经济开创新局,弼成生聚,戮力复兴。”

怕瓦***

蒋廷黻 （ 1895 -1965）,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
　　 1895年出生于湖南省邵阳县（今邵阳市大祥区）一个中等农家。幼年读私塾，接受旧式教育。10岁人长沙明德小学，次年改人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创办的益智学堂，开始学习英文。1912年，适值辛亥革命爆发，蒋廷黻只身留美，先是人密苏里州派克学堂接受中等教育，3年毕业，转学俄亥俄州奥伯林学院主修历史，获文学学士学位。之后，他曾应基督教青年会之征赴法国为华工服务。1919年夏，复返美人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专攻历史。当时该校历史系人才鼎盛，教授都是第一流学者，最露头角的是海斯教授，蒋廷黻跟从其研究，1923年获博士学位。
　　
　　　　同年，蒋廷黻回国担任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后任历史系主任并兼文科主任，讲授过西史大纲、欧洲近代史、法兰西革命史、欧洲势力扩充史等课程并开始从事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1929年，转人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1935年，出任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处长，1936—1938年，奉派驻苏俄大使。1944年，出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代表及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1947年，任国民党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57年，当选国民党中央研究院人文 组院士。1961年冬，任国民党驻美大使。1965年退休，同年，殁于美国纽约市。
　　
　　　从南开到清华，蒋廷黻度过了11年的教书生涯。治学时间虽不长，但在学术界的影响较深，被誉为“一代学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拓荒者”。
　　
　　
　　早年对史学的贡献
　　
　　　二十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还是一片荒漠。蒋廷黻任教于南开之后，便有志于做一名拓荒者，他开垦的第一片荒地，就是中国近代外交史。在开展这一领域的研究中，他引进了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研究观念。
　　
　　　　现代历史研究的人手方法是充分地占有原始资料，这在今天的史学界乃是常识，但对二十年代初期的人们来说，还是十分陌生的。在采用这一方法上，蒋廷黻开了风气之先。他在我国首倡研究原始档案资料，指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一样，要以事 实为基础；历史研究有其自身的规律，规律之一就是必须从原始资料的研究人手。他自己身体力行，为搜集和整理中国近代外交原始资料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在南开，为了搜寻史料线索，他想方设 法地联络各方鉴定家、收藏家，频繁地访亲问友。为了掌握李鸿章1896年至1900年期间从事外交活动的史料，他走访了许多李鸿章的旧部，或助手，或秘书，一有机会就把话题引到资料的搜集上。
　　
　　　经过多年努力，他终于积累了大批中国近代外交史一手资料，率先运用这些资料在南开历史系讲授中国近代外交问题，并以西方现 代史学体例编纂出我国第一本《中国近代外交史资料辑要》，为日后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铺平了道路。
　　
　　　蒋廷黻在传播现代研究方法的同时，又引进了新的研究观念。在南开，他主张研究历史要参考多方面意见，本着客观的态度解释史实。1928年，他在介绍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中国革新运动与日本土耳其革新运动的异同》译文的前记中，特别强调要借鉴外国人看中国的见解，多听听旁观者的话。在谈到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中，他也指出：“一切外交问题少则牵连两国，多则牵连数十国”，因此，“研究外交者必须搜集凡有关系的各方面的材料。根据一国政府的公文来论外交等于专听一面之词来判讼”。（《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序言）。
　　
　　　根据上述观点，蒋廷黻撰写了许多专题论文，不仅对比参证中外各方史料，并且折衷中外各种不同的见解而得出“兼听则明”的结论，从而跳出了中国传统的“虚骄”史证的旧套子。他不倾向于在中国外交史上大骂外国人，这并不是他不痛恨西洋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他认为19世纪帝国主义侵略是一个历史事实，侵略的对象也不只是中国，要紧的是看我们如何应付帝国主义侵略，所采取的策略得失利弊如何。从这个观点出发，他的外交史研 究便有新的方向、新的思路。
　　
　　 早在南开时代蒋廷黻还倡导和重视口述历史学和社会调查，努力探寻历史直接服务于社会的途径，这在当时大学的历史教学中也是少有的。
　　
　　 1929年，蒋廷黻调任清华大学历史系，继续引进新的史学研究方法，同时，为建立中国现代历史学做出了积极的努力。蒋廷黻对中国传统的考据式治史方法持批评态度。认为中国 旧的史学家往往熟读许多史书，或专治一部史书，费了很大的精力，对版本训沽也许有所发现，但对史料本身却没有多少知识，人们只是为研究版本而研究版本，为研究古籍而研究古籍。这是“治 史书而不是治历史”，这种研究方法已经落伍，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为此，他首倡开创新史学、培养新式历史学家的教学目标，这种新，就是区别于中国古代史学的考据方法，而采用西方综合的治史方法。为培养和训练这种方法，他要求历史系学生“多习外国语及其他人文学术，如政治、经济、哲学、文学、人类学”，从而“帮助我们了解历史的复杂性，整体性，帮助我们作综合的工夫”。
　　
　　 蒋廷黻曾撰写《中国近代史》、《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等著作，同时，他还在《清华学报》、《中国社会政治学报》、《独立评论》等刊物上发表了数篇学术性文章，著述虽然不多，但对旧中国史学界却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在旧中国史学界，有关近代中国史和近 代中国对外关系史著作，几乎半数以上都是因袭蒋廷黻的史学观点。而蒋廷黻的著述，又是旧中国大学历史系的教本，影响十分广泛。时至今日，他的一些代表作仍被一些近代史专家不时提及。
　　
　　　 究其原因，正如郭廷以在其《近代中国史》一书中所说：“蒋廷黻先生于近代中国史之科学研究，实与罗先生（罗家伦）同开风气”。他为中国近代史建立了一个科学的基础，为旧中国的史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方法、新的观念，是一个开山的人。
　　
教育主张及实践
　　
　　　 蒋廷黻反对学生死读书、读死书，主张“使教育人生化，与中国生活的实际事实相关联”。他批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脱离民众、脱离社会生活的状况，力倡加以改革。
　　
　　　担任南开文科主任期间，蒋廷黻曾谆谆告诫学生，社会经验，是文科学生不可或缺的；读书并不是求学的全部，而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他指出，人们经常把语言或文字做事实，听某人说过什么，某报某书写过什么，就深信不疑，这不是研究问题的科学态度。
　　　　为丰富学生的社会知识，他亲自带领南开经济史班的学生去调查八里台村的村史和裕源纱厂工人生活史。他向学生传授调查 研究的方法，要求他们事先准备好调查问卷，以备填写。要学生深人纱厂，了解工人的生活、家庭、工资、工作时间、所受教育、卫生状况、娱乐活动、年龄状况和死亡率等状况。用科学的方法组织排比，撰写成调查报告登诸报端，以有所贡献于社会。20年代后期，在蒋廷黻等人的倡导和推动下，社会调查成为南开的一项正式教学制度。
　　
　　　蒋廷黻还是学生开展第二课堂活动的热心赞助和支持者。他曾带领南开文学社的学生，利用课余时间翻译了他的导师、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海斯的《国家主义论文集》，他亲自为之作序并推荐到上海教育书店出版。他也是学生编辑出版的《南开大学周刊》的顾问之一。
　　
　　　蒋廷黻在南开倡导通才教育。他任文科主任期间，曾例举世界许多著名社会科学家同时精通自然科学的例子，鼓励文科学生略识生物学、物理学、化学、数学等自然科学学科，并稍习试验课程，以培养和训练自己清晰的思想和科学的态度。
　　
　　　　蒋廷黻对我国当时的大学教育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如他对国内大学照抄照搬西方教育模式，社会科学学科中，西方课程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很不满意，认为留学归国的博士、教授不能只读洋书、教洋书，还应研究和探索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历史，开拓中国社会科学的新园地。他主张“教育以中国的实在需要为基础，不以外国的模型为基础”。认为“唯独在中国生活的实况的土地上，中国的教育家能够找得材料来创造一个适合中国需要的教育制度”。“中国的学生将来既要在中国服务，知道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比知道西洋的国会和交易所还要紧些”。他在清华致力于造就中国历史的专家，正是本着这一思想。
　　
　　　 蒋廷黻还批评了当时大学教育的其他弊端，如学生听讲多，应考多，自修少、与教员接触少等等，主张进行改革。他不赞同学生平日忙于作笔记，考试忙于背笔记的现象，认为这将妨碍学生自己 的观察和思索。他对大学教授讲课钟点过多，许多人因为经济困难而忙于兼课的现象也十分不满，认为这样必然导致教学质量的下降，他因此赞扬南开的作法，教师的薪水虽不算很高，但从不拖欠，严格按规定付酬（当时国内大多数高校都发不出薪水）。教师全力授课，出席率极高，这也是他最初选择任教南开的重要原因。他对清华的措施也很称道，教师有休假，上课钟点少，进修的时间多，还可以得到资助进一步深造。
　　
　　　 蒋廷黻重视体育，指出，中国旧文人，尤其是文人而成为名士者，大都手不能动，足不能行，背不能直，这种体格上的虚弱是我们 这个民族最根本的毛病之一。他本人则十分热爱体育活动，常常打网球、高尔夫球、游泳、滑冰、打猎和骑马。
　　
　　
　　学识个性与为人
　　
　　　 蒋廷黻学识渊博，不仅广泛涉猎社会科学书籍，而且拥有一定的自然科学修养。英文造诣很深，出口成章。早在留美时代，已显露出使人钦佩的辩才，谈论问题头头是道，精辟动人。他的文章不是雕虫小技，而是大手笔。别人的文稿经他修改，便能去滓存精。在南开批改众多学生的调查报告，半天功夫，便能决定去取，明快程度，令人由衷地佩服。拥有丰富的国际知识，使他在中国近代史和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中，眼界开阔，独辟蹊径。
　　
　　　 蒋廷黻很有个性，对人对事，总有独特的见解。与人争辩，单刀直人，毫不留情。性格耿直，自信自负但并非有意骄傲，不喜欢敷衍应付，厌恶恭维迎合。对社会国家、负责敢言，不计得失。他有一颗强烈的爱国心。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时期，闻听国内爆发五四运动，兴奋异常，“心焉向往”。1921年，九国会议在华盛顿召开，积极参与组织中国留美学生华盛顿后援会，秉承五四运动中“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从事活动，出版刊物，担任英文刊物的主编。任教于南开后，常常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抗议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国耻纪念会上，告诫南开学生，“吾辈皆黄帝子孙，岂容外人将祖遗夺去而不顾”。在抵制日货的运动中，建议南开学生征收日货所有人的爱国捐，提议用这笔捐款建立工业研究机构。认为提倡国货、抵制日货是好事，但还不彻底，还不是治本的办法。希望建立一个工业研究机构去研究现代科学和技术生产方法从根本上提高国货质量，与日货竟争。
　　
　　　蒋廷黻是个讲求经世致用的知识分子。湖南近代史上，曾经产生了魏源、郭嵩焘等一批经世致用的著名知识分子。深受故乡这种学风及人文环境的影响，蒋廷黻治学伊始，就决心把研究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起来。他研究近代中国史及外交史的宗旨就是为了了解帝国主义如何侵略中国，研究每一时期中国的抵抗方案及其分析每一方案的成败得失，找出经验教训，有所贡献于社会。蒋廷黻十分关注社会问题从为现代知识分子是动的，不是静的；是人世的，不是出世的。回国之初，便与南开同仁游历了北平、西安、上海、南京、杭州、并对东北做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认真考察，以实地的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状况。还重点研究了中国的东北问题，预见到东北对国家安危的重要性。治学时代，曾以学者身份发表了多篇政论性的文章。
　　
　　　 蒋廷黻在晚年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输进西方的学问、治学工具和方法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利用这些知识、求知方法与工具来了解中国的国情和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这样，知识阶级与实际的生活才不致脱节，知识阶级的求知对象将扩大、求知方法亦将更加灵活，知识阶级才能更加了解人生的复杂。这正是蒋廷黻一生的主导思想。他早年治学，中年以后从政，一生的经历也充分地体现了这一思想。
　　
　　　 蒋廷黻人生观的核心是有所贡献于社会，成就一番事业。他认为，“‘中国士大夫阶级不以财产为人生最高目的而重视事业，这 就是中国文化的最大成就与最高目的”。
　　
　　　蒋廷黻从政后，并没有忘却学术事业。仍乐于探讨学术，手不释卷，一遇好书，便热切地推荐给亲朋好友。对研究历史仍有高度的热忱，常读历史书籍。出任外交大使阶段，对外交档案特别重视，颇有雄心重理旧业。。从政期间，常常利用职务之便，对学术事业给予特别的扶植和保护。热心于国家学术，文化和教育建设，提出许多积极的建议。晚年有志于撰著一部中国近代史的传世之作，故晚年一再请求退休，以实现上述心愿，终因突发的绝症，未能了却夙愿。

怕瓦***

袁国平(1906-1941)，邵东人，革命先烈，新四军政治部主任。。
　　 名裕，字醉涵。其父务农，兼弹棉花为生。袁6岁入学，10岁考入循程学校，擅吟咏，曾随师郊游，登佘湖山，袁极目河山，感时触世，口占一绝:“万山围绕乱如麻，何处登临望眼赊。堪羡高峰能独立，巍然不被晚云遮”。其抱负若此，民国11年(1922)考入湖南省第一师范，选为湖南省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民国14年考上黄埔军校，年底加入中国**。翌年7月，以高才生提前毕业，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任宣传科长、左翼宣传队分队长，随军北伐。后调任国民革命军学生团指导员，开赴九江讨伐叛军。民国16年8月1日参加南昌起义，后转入汕头，参与组织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与彭湃赤卫军会师，建立海陆丰革命根据地，葵潭一战，打垮白军一个营，惠来一战消灭白军一个团，击毙团长向卓然，国民党为之震惊。
　　 民国17年底，袁任湘鄂赣特委宣传部长，代理特委书记。19年秋，红三军团成立，袁任政治部主任。7月23日，红三军团攻占长沙，袁立即接管《国民日报》，编印《红军日报》，亲自撰稿，宣传革命形势，打击顽固势力。在长沙10万工农大会上发表演说，提出扩大红军，战胜反革命的垂死挣扎，使劳苦群众获得真正的彻底解敞。几天中就有8000多人参加红军，筹集军C向40多万块银元。其时，袁向前委提出加强政治教育，整顿军纪，统一步调的建议，得到采纳，并深入基层做大量的思想工作，使部队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和宗派主义倾向得到较好的解决，纪律性和战斗力显著增强。在五次反“围剿”和长征途中，红三军团成为红军的主力军之一。遵义会议后，袁调军委工作。长征胜利后，毛泽东写了《七律•长征》一诗，袁步韵奉和，诗云:“万里长征有何难？中原百战也等闲。驰骋潇湘翻浊浪。纵横云贵等弹丸;金沙大渡征云暖，草地雪山杀气寒。更喜腊子口外月，夜辞茫荒笑开颜”。以亲身感受，抒发了革命乐观主义情怀。
　　 西安事变（1936.12.12）后，袁任陇东特委书记兼十八集团军驻陇东办事处主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其时，国民党派来高级军官组成的参观访问团，成员中有袁在黄埔军校的同学，袁诚挚地说:“我们都是炎黄子孙，一切应以民族利益为重，共弃前嫌，携手前进。”并赋诗二首相赠。其一:“三年同学十年仇，百战纠缠一战休;差幸千戈化玉帛，愿从风雨济同舟。”其二:“逐鹿中原争国是;十年征战听人评;相逢休话阅墙事，真使神州任陆沉。”一位旧友恭维道:“兄台高才，到我们那边去，定能委以重任，授以高位。”袁付之一笑，答日:“但愿同仇敌忾，别无他求。”
　　 民国26年（1937)新四军成立后，叶挺任军长，袁任政治部主任。次年底，袁根据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经验教训，撰写了《江南敌后游击战争中的军队政治工作》一文，强调军队政治工作的重心在连队，要求领导深入连队，建立经常性的政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加强对挺进游击队成员的组织审查和严密鉴定，不断检查连队工作，及时纠正不良偏向，培养和运用模范连队的经验，推广到整个部队中。民国28年10月，编写<BR>了《新四军政治工作十讲》，作为新四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教材，层层组织学习，对提高千部的理论水平与工作能力作用甚大。民国29年9月，蒋介石掀起新的反共高潮，密令上饶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拟订“围剿”新四军的行动计划。为揭穿其反共阴谋，袁与叶挺到上饶与顾谈判。
　　 顾的“智囊”先发制人:“请问袁先生，传闻贵军有‘三山计划，愿闻其祥。”袁从容回答:“我们至此的目的是请示北移路线，要求发给粮食弹药，其他无可奉告。”那位“智囊”大嚷:“要想人不知，除非己真为。我们早获.清报，你们不但盘踞茅山、天目山，还要占领四明山，你能否认吗"I顾摆出长官的架势说:“醉涵兄，这就不对了，未经请许上峰就擅自圈盘占地，招兵买马，不是破坏政令、军令之统一吗v那是不<BR>合法哟，”袁仰首大笑说:“诸位实在高明，那茅山、天目山、四明山都是敌占区，在日寇的眼皮底下，岂止这几座山，凡是日寇占领的每座山，都是新四军驰骋杀敌的战场，新四军挺进敌后，发动群众抗日，发展抗日力量，不仅不是破坏政令、军令之统一，恰好是实行了蒋委员长‘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都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的宣言，怎能说不合法呢?!敝军无所谓‘三山计划’，贵军要是眼红敌人眼皮底下的地盘，那就请你开过去好了，我们愿意恭让，军中无戏言，就一言为定，”顾祝同一伙瞳目结舌，无言以对。但是，袁跟随项英(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政委)受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对中共中央在抗门统一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缺乏认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对项、袁的错误进行了严肃批评和帮助。袁对所犯错误有所认识，但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严重估计不足，对应付突然事变缺乏足够准备。
　　 民国30年1月6日，“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军长叶挺在谈判时被顾祝同无理扣押。项英奉命率军部及部属9000余人北移，6日至安徽径县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重兵的袭击，血战七昼夜，弹尽粮绝，大部牺牲、被俘和失散，仅少数人突出重围。项英突围后被叛徒杀害。袁国平身上四处负伤，战士轮番背着突围，至张家渡涉水渡河，敌人以机枪扫射，战士以自己的身体护袁。渡至北岸，袁不愿战士因照顾自己而造成更大的牺牲，嘱部属突围后向党汇报，遂悄悄摸出手枪，对著自己头部扣动扳机，壮烈牺牲。
　　

怕瓦***

蒋孟引，邵阳新宁人，著名历史学家
　　 号百幻，原名蒋德恒，新宁县高桥镇长坪人，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出生。他少年时就读于乡里私塾，聪明好学，对历史感兴趣，常有自己的见解，因而深得先生的赏识，更激发了他深人研究中外历史的热情。民国十八年（1929），他考入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学习期间.他就撰写出《欧洲中古封建制度》、《产业革命影响说略》和《两汉太学生之学生生活》等紧密结合实际，为现实服务的论文，受到社会的好评.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蒋孟引圆满完成学业毕业，次年赴英国伦敦大学历史系深造。在历史研究中，他十分注意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以历史事实揭露帝国主义侵华真相。其博士论文《论1856一1860年的中英关系》，以无可辩驳的事实，痛斥英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为了准备这些论文，蒋孟引埋头于大英博物馆和英国档案馆 ，广泛搜集英国会议档案、政府文件、私人书信等第一手资料，掌握了 彻底批驳英国政府为发动战争而炮制种种借口的证据。这篇论文很有见解，他荣获博士学位。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中华民族正遭受日寇蹂躏，蒋孟引心急如焚，毅然返回战火连天的祖国，先后在西南大学、中央大学任教。这一期间，他写出了《英国档案馆》、《国际结合的三种形态》、《中苏友谊之炎凉》、《历史知识与历史科学》、《愚拙的英国外交》等论文。作为历史学家，他以特殊方式为民族的抗日战争贡献自己的力量，倾注了自己的热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蒋孟引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专攻英国历史，是中国大学设立的英国历史学科的开拓者和领路人。1950年，他在《人民日报》发表《美国夺取台湾的第一阴谋》一文。这年起蒋孟引开始带研究生，他始终一辨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指导学生研究历史，并相继发表《1849年捷克的革命斗争》、《教学大纲与百家争鸣》、《历史科学工作者必须掌握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建设社会主义的战士都来写现代史》、《从对亚罗事件的分析看陈恭禄先生的历史观点》，以及《十五世纪是“世界历史发展形势大转变时期”吗？》等论文，出版《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鸦片战争》两本书。这些论述和专著 对历史重大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提出了独到的见解。1962年，他在《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了《驳斥英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理由”》，再一次对英国帝国主义肆无忌惮地侵略中国进行批驳。1964年他出版了《英国史丛论》，这是我国学者研究英国历史的第一本专集。书中收其12篇论文，涉及时代从古到今，涉及范围有政治、经济、社会、外交、人物等多方面。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他翻译出版了《罗马帝国衰亡史》（选评）、《瑞士简史》、《摩纳哥史》等，为我国的历史学界研究世界历史填补了空白."文化大革命”后，蒋孟引是教育部批准的第一批全国世界史学科6名博士生导师之一。蒋孟引从1950年起，为祖国培养了大批高级史学人才，他有许多学生蜚声国内外.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中国更重视对世界历史的学习研究 。1980年，蒋孟引在英国史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提交了《英国历史研究动态》的论文，系统地、综合地向国内英国史研究工作者介绍了英国历史研究中的新观点、新动向和新的研究方向。作为英国史研究的权威和先驱的蒋孟引，当之无愧地被选为研究会会长。他主持英国史研究所取得的可喜成果，在国际讨论会上产生了极大影响.
　　蒋孟引晚年仍笔耕不辍，致力于英国史的研究。在1982年英国史研究会年会上，他的《论克伦威尔》一文，对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领导人物克伦威尔提出了很有见地的新看法，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成为此次年会讨论的中心议题。1984年，77岁高龄的蒋孟引加入中国**，实现了他几十年的夙愿。1986，他耄耋之年仍接受教育部的委托，为大学历史系编写出版《英国史》教材。
　　 1988年8月，蒋孟引病逝于南京大学，享年81岁。他的名字列入《中国名人录》.

怕瓦***

杨再兴
　　 邵阳人，宋朝抗金虎将
　　 宋崇宁三年（1104年）生于邵阳城步，年幼丧父，随母李氏来新宁崀山盆溪外婆家居住。自幼习武，弓法神奇，枪法高超。
　　 绍兴元年，绿林曹成自北方入湘，杨被掳入曹，曹见其身躯奇伟，武艺超人，即委为头领，把守莫邪关。次年，荆湖路安抚都总管岳飞剿抚曹成，杨再兴在迎战中坠涧被擒，后追随岳飞。
　　 金军大举南侵，岳飞驻军襄阳，誓复中原，杨受命为前锋，开赴长水县，在业阳一带与金兵交战。初战即斩孙都统及统制蒲在，杀金兵300余。次日会战孙洪涧，破敌2000名，得粮2万担、军械马匹无数，乘胜收复西京一应险要，直下蔡州，积功封御前统制。
　　 绍兴十年，金兀术起兵12万，骤攻临颖，杨再兴率部一马当先，杀敌2000余，又领轻骑300进击，至小商河，雪掩河道，马陷住河中，金兵乘机万箭齐发，杨再兴英勇战死。时年36岁。杨再兴遗骨、遗甲及军中指挥所用两面铜锣均运回故里，葬于大绢峒，并建专祠祭祀。

怕瓦***

车万育
　　 字兴三， 一字鹤田，湖南邵阳人。
　　 康熙二年（一六六三），与兄万备同举湖广乡试，明年成进士，选庶吉士。性刚直，直声震天下，至性纯笃，学问赅博。善书法，所藏明代墨迹最富，有萤照堂明代法书石刻十卷。《宝庆府志》
　　
　　樊锥
　　 湖南邵阳人。原名时中。光绪拔贡。
　　少时读书于长沙城南书院，与苏舆同受业于王先谦。1898年，谭嗣同、唐才常、皮锡瑞、梁启超等在长沙发起南学会，他在邵阳组织分会响应。因抨击顽固守旧派，宣扬变法维新，受到王先谦、叶德辉等攻击，并被驱逐出境。戊戌政变后，逃往日本。1900年归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再逃日本。1902年与陈天华、杨笃生等刊行《游学译编》，专以灌注政治革命学说。后回国在南京、桂林等地讲学。病逝。
　　

怕瓦***

刘　筠(1929－ )鱼类生理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邵阳武冈人。
　　　1953年湖南大学生物系毕业，1956－1958年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进修实验胚胎学。历任湖南师范学院（后改名湖南师范大学）生物系助教、讲师、副教授、系副主任、教授、副院（校）长、生物研究所研究室主任。1982年加入中国**。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农业、轻纺与环境工程学部院士。是中国水产学会副理事长，湖南水产学会理事长，全国政协第六至八届委员。1984年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长期从事鱼类及水生经济动物的生殖生理的教学和研究。先后进行长江流域家鱼的人工繁殖和技术推广应用、中华鳖（甲鱼）的繁殖生理及人工养殖的研究；80年代后期，应用细胞工程和有性杂交相结合的综合技术，建立了国内第一个鱼类多倍体基因库，成功地培育出了三倍体鲫鱼(即工程鲫，后改名湘云鲫)和三部体鲤鱼(即工程鲤，后改名湘云鲤)。“草鱼等家鱼人工繁殖及技术推广应用”获1981年湖南省重大科技成果一等奖；“鱼类及水生经济动物生殖生理研究”获1987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鲫鲤鱼杂交的研究”获1988年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青鱼自行产卵受精的研究”获1992年湖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养殖鱼类发展生物学”获1995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成果的推广应用，产生了显著经济和社会效益。著有《中国池塘养殖学》、《中国养殖鱼类繁殖鱼类繁殖生理学》等；撰有《草鱼卵子受精细胞学的研究》、《草鱼人工繁殖试验的研究》等论文50多篇。
　　
　　钟训正(1929— ）建筑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邵阳武冈人。
　　 1952年毕业于国立南京大学建筑系，后留校任教。现任东南大学教授；东大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顾问；中国建筑师学会常务理事。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一直致力于建筑创作和研究工作。1985年南京工学院建筑系与北京工业建筑设计院合作北京火车站时所作的造型综合方案，以及1960年在全国设计竞赛中所作的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方案均经周总理选定。
　　 80年代以后，主持方案设计并与他人合作的已建成项目有：无锡太湖饭店新楼（获国家教委一等奖，建设部二等奖）、三亚金陵度假村及甘肃画院（均获国家教委二等奖）、兰州敦煌研究院、南京东郊宾馆综合楼及国宾馆、苏州同里湖度假村、南京中山陵太阳场嘉麟楼（获国家教委三等奖）、江苏省旅游局等。著作《建筑制图》《建筑画棗环境表现与技法》，撰有《景区坡地的旅游建筑》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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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薰（1913-1983）金属物理学家，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委员、邵阳人。
　　 1936年毕业于湖南大学矿冶系。1940年获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任该校冶金系研究室主任。1951年获谢菲尔德大学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所长、沈阳分院院长，中科院副院长，中科院技术科学部委员、学部主任，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在我国开拓了钼的氧化和铀的冶金等研究。组织研制成一批新材料，对发展我国主温宇航材料和原子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魏荣爵（1916-）声学家，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邵阳人。
　　 1937年毕业于金陵大学物理系。1947年获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理学硕士学位。1950年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南京大学教授、物理系主任、声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五十年代在南京大学创设我国第一个声学专业。长期从事物理声学、语言声学、建筑声学、分子声学及非线性声学研究。
　　
　　刘敦桢（1897-1968）建筑史学家，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邵阳新宁人。
　　 1921年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专科学校建筑科。回国后，曾任湖南大学教授，中央大学教授、建筑系主任、工学院院长。建国后，历任南京大学教授，南京工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三十年代与梁思成共同调查古建筑遗址，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后又对我国传统民居和园林进行研究，主持修复南京瞻园。
　　 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著有《中国住宅概说》，有《刘敦桢文集》。
　　

怕瓦***

李寿轩（1906-1984）邵东人，共和国中将。
　　 1926年参加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参加了北伐战争。后在彭德怀部任士兵委员会委员。1928年参加平江起义。同年加入中国**。曾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大队长、团长，第二十七军师参谋长、军参谋长。参加了井冈山斗争、在央苏区反“围剿”和长征。1937年入延安抗大学习。后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三纵队副司令员兼太行军区分区司令员、延安中央党校队长、八路军总部教育科科长。1945年后，任松江军区副司令员兼哈尔滨卫戍司令员、东北野战军铁道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铁道兵团参谋长。参加了辽沈、平津等战役。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团副司令员。回国后任铁道兵副司令员、司令员，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是中共七大代表、第三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石新安（1907-1978）邵阳人，共和国少将。
　　 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曾任第三军团连长、团供给处主任，第一军团管理科科长。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和长征。后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副官处处长、师敌工部部长、支队政委，鲁西军区组织部部长，冀鲁豫军区分区政委。1944年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后任晋鲁豫军区旅政委、第五兵团政治部副主任。参加了淮海、渡江、西南等战役。1951年后，任贵州省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军区政委。是中共七大、十大代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袁也烈（1899-1976）邵阳人，共和国少将。
　　 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干事，国民革命军叶挺部连长、营长、团参谋长。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和龙州起义。解放战争时期，任渤海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纵队司令员、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参加了沂蒙山区反“铁壁合围”和济南、淮海等战役。建国后，曾任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政委，海军副参谋长、水产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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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钧(1930.3.3－1994.4.5) 电离层物理与电波传播学家，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 邵阳人。
　　 1955年武汉大学物理系毕业，1958年该校物理系电离层与电波传播专业研究生毕业。历任中国科学院武汉物理研究所研究实习员、助理研究员、电离层研究室副主任、主任、副研究员、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是中国空间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理事，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主要从事电离层物理与电波传播方面的科学实验与基础理论研究，为中国电离层声重波观测研究的创始人之一。最早在中国开展电离层小不均匀结构和漂移的实验与理论研究，从理论上统一了相似衰落法和相关分析法的物理基础。在电离层扰动的无线电诊断研究中，发展了电波传播广义射线理论，系统解决了时空缓变、色散、各向异性和耗散介质中射线传播的一系列正反问题。在传播正问题方面，现有的传统射线理论都可看成是广义射线理论的特殊情况，并可解决传统理论难以解决的难题；在传播逆问题中，提出了电离层扰动新方法。撰有《电离层不均匀体参量与电离层状态的关系》、《耗散和扰动电离层中的无线电波包的传播》等论文。
　　
　　唐守正(1941.5.21－ ) 森林经理学家， 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院士，邵东县人。
　　 1963年北京林学院林业系毕业。1981年、1985年先后获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概率统计专业理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64年至 1978 年在吉林省林业部门任技术员。1981年后历任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加拿大新布伦瑞克大学博士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森林资源信息技术研究所森林经理与林业统计研究室主任、研究员。199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院士。是《林业科学》常务副主编，中国林学会森林经理分会理事，中国林学会计算机应用学会常务理事，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
　　 1991年被国家教委授予“有突出贡献的博士学位获得者”称号，1994年被授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长期从事森林资源调查、森林资源管理和生物统计方面的科学研究。提出并设计了“航空照片数量化回归森林蓄积量调查方法”，首次将定性因子的数量化方法引进森林调查；主持设计并完成了“全国用材森林资源预测系统”；系统地将多元统计方法引入林业界；提出了全林整体模型理论，主持“人工林生长模型、经营模型和优化控制”的研究。 参与完成的“用于森林资源调查的卫星图像处理系统”获1988年林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主持完成的“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在林业中应用及IBM-PC系列程序集的研制”获1989年林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南方人工林现代化经营管理技术”获1992年林业部科技进步一等奖。著有《多元统计分析方法》等；撰有《同龄纯林疏稀规律的研究》、《同龄纯林自生长和自稀疏模型：理论和应用》等论文40余篇。
　　
　　李国杰 (1943.5.29－ ) 计算机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邵阳人。
　　 196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81年获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硕士学位，1985年获美国普渡大学计算机博士学位，1985-1986年间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CSL实验室做博士后，研究计算机体系结构；1987年回到中国并开始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工作，1989年被聘为该所教授；1990年被国家科委选聘为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主任，并担任国家高技术计划（863计划）智能计算机主题专家组副组长；1994年获得首届何梁何利基金科技进步奖，1995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曙光信息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李国杰博士留美期间，在智能计算机、有效搜索算法和VLSI处理器阵列等三个领域做出了重要的开创性贡献。在并行处理、计算机体系结构、人工智能、组合优化、人工神经网和遗传算法等领域发表了60篇学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