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地域文化(转载文学)

南方***

3
　　河南除了这些星光灿烂的人文大家以外，还有几座引以为豪的城市。从某种意义上讲，河南的文明，也正是承载在这几个城市文明的基础之上。如安阳的浑朴，洛阳的秀致，开封的细腻等。然而，这几个动辄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却很难找到些留存的历史坐标来。唯能衡量的，也许只有掘地三尺，发掘那些古墓遗址了。于是，千年文明的传承，就这样不尴不尬地散乱在那一堆堆的废墟之上。拂去千年的尘土，参照先人的笔记，在艰涩难懂的甲骨文里，在锈迹斑斑的青铜鼎上，在残壁断垣的遗址里，在那碎片破皿的青瓷上，我们努力拚凑着这块土地上曾经闪亮的文明之光。殷墟、商都，魏晋城郭，宋时官窑，多少辉煌与文明，多少血泪与耻辱，都因频繁的战火，黄河的泛滥，统统掩埋在厚厚的泥沙里，消失在寥寥的时空中。
　　
　　关于安阳，最有名的便是发现甲骨文的殷墟了。这座有着三千多年历史的古城，因为曾是商朝后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曾有过稀世的繁华。从那里挖出的青铜宝器，无论形制，还是工艺，都不难推测出。只是那个时代离我们太久远了，除了臆想的骄傲，除了斑驳的文物，我们好像无法获取更多的东西。
　　
　　但大气的人文遗风犹存。在安阳老城区内有一条"仁义巷"，那里曾是明朝宰相郭朴的祖宅所在地。据说当年郭家邻居建房造屋挤占了郭家一墙之地，郭家人气不过便和那家论理，一来二去闹得不可开交直至上了公堂。地方官畏惧双方都是官宦之家不敢审理，于是两家继续争执。郭家情急之下派人到京城将此事回禀郭朴，郭朴即刻回书一封。但当郭家人满怀希望地打开书信时，不想上面竟然是这样几行诗句："千里捎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有了这条巷的安阳，才使得冷冰冰的文物与现实的人文对接，才使得它有足够的信心安详面对这个世界的变化荣辱。
　　
　　洛阳大概是河南最引以自豪的城市了。东周、魏、晋、后唐等先后在此建都，号称九朝古都。而我以为，那些在此建都多是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如魏、晋、后唐等，或苟延残喘的弱势王朝，如东周。这种尴尬的现实也正是洛阳城为什么无法大气起来的缘故，而更不幸的是，这种小朝廷必要在大一统的历史整合中一次又一次被消灭，被蹂躏，而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作为首都的洛阳了。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诸多的历史名城里，洛阳是最具悲剧性的城市。洛阳城的历史，也正是一部反反复复被毁灭，悲恨相续的血泪史。对此古人叹云："欲知天下兴亡事，请君且看洛阳城"。
　　
　　在金戈铁马的嘶杀中，历史无法留存，文化不能延续。特别是宋以后，随着经济文化的南移，以及黄河的突然改道和肆意泛滥，洛阳永远失去再度雄起的机会。曾有的辉煌，便永远沉封在历史的记忆之中。如今的洛阳，已经很难找到昔日繁华的痕迹。我们能提的，除了那一园独开独败的牡丹，除了那郊外孤零零的白马寺，除了那痕迹模糊的龙门石窟，已经没有任何可以提及的文明见证。
　　
　　在我看来，洛阳最辉煌的时刻应该是汉唐之际，作为最重要陪都时的那段好时光。毕竟，那时她侍奉的是一个完整而强大的王朝，她也有时间打扮自己，保养自己。当年，她可能是中国最漂亮，最壮观的城市之一。豪富人家竞相传抄《三都赋》，搞得一时"洛阳纸贵"，那是魏晋的洛阳，"画阁朱楼尽相望，红桃绿柳垂檐向"，这是盛唐的洛阳。"年年花开帝王家"的花城洛阳，如今也只能从阴冷古籍里寻找，在一帘幽梦里重现。
　　
　　开封比洛阳幸运，就在于她虽然也侍奉过一些类似的小王朝，但毕竟在近150年的时间曾专心侍奉过一个当时世界上文化与经济最发达的北宋王朝。看过《清明上河图》的，都无不为那个辉煌而繁华的帝都所惊服。而图上所展现的，才是帝都小小的一角罢了。
　　
　　当年的汴京，有外城内城。外城方十三里，内城七里，城周有城门十二座。城外有护城河围绕，河宽百尺，河的两岸种有榆树杨柳，朱门白墙掩映于树木的翠绿之间。有四条河自城中流过，大都是自西而东，其中最大者为洋河，从安徽河南大平原而来的食粮，全在此河上运输。河上的水门夜间关闭。城内大街通行，每隔百码，设有警卫。自城中流过的河道上，架有雕刻的油漆木桥相通。街上行人熙来攘往，官家的马车，牛车，轿子在街上川流不息。坐着女人的牛车上，帘子都放了下来。在皇城有个特点，就是必须戴帽子，即使低贱如算命看相的，也要打扮得像个读书人。想想看，若《清明上河图》的繁华再现，那是一幅多么美妙的画面。
　　
　　如今的开封城，除了那幢突兀的铁塔，已经找不到一丁点宋时的痕迹。那中州盛日，"铺翠冠儿，撚金雪柳"的绝世繁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运河里的林立帆船，大相国寺前的技艺杂耍，也都成了遥远时空模糊的印象。
　　
　　不过，时至今日，作为一个内陆城市，开封城里的那几泊湖水，还是非常漂亮，非常好看。而城内四处悬挂的诗书字画，栩栩如生的汴绣，浓郁的美食文化，明示着一脉相承的中原文化，依然靠着强大的文明惯性及坚韧的生命力，延续下来。
　　
　　提到河南，提到城市，若不提省会郑州，自然有些过不去。但作为一个城市，许多河南人并不喜欢郑州，觉得没底蕴，没特色，只是粗笨地矗立在中原大地上，毫无大家风范。郑州的存在，好像只是一个交通枢纽的意义罢了。它好像还远远不够成熟，不能承担起政治、经济，特别是文化的重担来。
　　
　　至此，我们发现了一个尴尬的事实，那就是人口大省，中原大省的河南，却找不到一个相匹配的精神坐标来对称，找不出一个相匹配的现代城市来代表。具体来说，郑州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城市，而开封是唯有灵魂的城市，谈及洛阳，则是除了历史什么都没有。
　　
　　失去精神导向及文明凝聚力的河南，愈发呈一盘散沙。而河南的尴尬还不仅仅如此。最难堪的莫过于，在积有如此丰厚人文精神的土地上，河南人却无法形成一种群体向上的积极人格。散乱一地的，屈牙突嘴的，只是些小农文明残留的固疾。失去人文导向与精神坐标的河南人，只好有些无奈，有些不甘，灰头土脸地生活着，隐忍着。

南方***

4
　　在河南地域文化的长河里，人文精神的汇聚、碰撞与整合，有时也不免会有些偏差，出些尴尬。
　　
　　最早的尴尬，来自愚公。豫西北与山西交界处，有王屋山一座，相传，愚公移山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对于愚公的那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毛泽东同志当年给予极高的肯定与评价。而愚公当年移山的心愿，是建立在自己香火不断的前提之上，即子子孙孙，无穷匮焉。
　　五六十年代，也许缘于他老人家对这个故事的情有独钟，才提出"人多力量大"的重要指示吧。那时，大家觉悟都很高，于是，指示被积极地贯彻，而且大家都很自豪能超指标完成任务。据我翻阅的资料来看，建国以来，几乎全国省市人口都翻了一番多，增长最少是山西，只长了近三分之一，而人口增长速度最快，也是最多的省份便是河南省。官方统计表明，1949年，河南省共计人口4174万，而到了1996年，竟达9172万之多，翻了近2.3倍，是人口最超常的省份。
　　
　　作为愚公后代的河南人，大概对于人口数量有着朴素的迷信情绪。人多好办事嘛，领袖就这么说的。这话好像也没说错，五六十年代，驰名中外的红旗渠，就是河南人开挖的嘛。据说，那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水渠。没有那么多人，能办成这样的大事吗？
　　
　　而另一个尴尬便是战国时期卫国大商人吕不韦了。他是淮阳人，在他那个时代，他绝对是个成功的商人。既无侠客的利剑，又无游士的巧嘴，若与当时的权贵结交，鼓囊囊的钱袋，大概是唯一，也是最见效的"资本"了。吕老板最大的一笔买卖就是把私生子送进秦宫当了太子，即后来那个统一中国的秦始皇。
　　　　
　　他绝对是个有战略眼光的野心家。能把一番投机事业做得如此象模象样，轰轰烈烈，心机、城府绝非常人可比。他是商人，也做过秦国的相国，并令门人编撰过一本在文化史上很有名的典籍《吕氏春秋》，如果加上那个私生子，成就果真不一般。然而，从个体意义上讲，他却是很失败的。他的种种行为，说到底只是一种权钱交易的投机行为，自然名不正言不顺。大家也知道他最后死得莫名其妙，不清不白。不能善始善终，大概是所有投机家的宿命。
　　
　　便是不计成败，不论手段，单论他历史地位，也有些不尴不尬。在史家眼里，兴趣也多集中在他的冒险传奇和投机才华；便是涉及那本《吕氏春秋》，也是刻意描述他"一字千金"的策划天才和骄奢卖弄。虽他曾身为秦相国，可在史书中也是轻轻一笔带过，肯定的只是他的商业才干。在百姓眼里，更多是好奇他与赢政母后不清不白的关系，以及惊叹他一生的冒险奇迹和不可思议的投资眼光。
　　
　　这位可怜的河南人，做商人，没有他同乡前辈范蠡成功和地道，自然受不起那份敬重。做政治家，也纯粹只是权钱交易的产物，是投机成功后抢到的一件犒赏品（自己犒劳自己，安慰自己）罢了，自然失去了应有的厚重。而作文学家，这就更无从谈及，至多只是挂个虚名而已。于是。这位吕老板，就那样轻飘飘地夹在史册里，风雨了一世，尴尬了千年。
　　
　　吕不韦虽然尴尬，但不影响他的名气。有他这样的好导师以及好案例，自他而下，从来不缺效法他的投机者和野心家。中国的政治场上，也就平添了几份乌烟瘴气，多增了些荒唐闹剧；而中国的商人，也被刺激得不愿好好做生意，而或你情我愿，或半推半就，向"官商合作"暗使秋波，或干脆投怀送抱，也是忙得不亦乐乎，搞得乱七八糟。从经济理论上讲，吕不韦的最大贡献就是验证了投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也大概因为他，中国传统社会里才开始有了"无商不奸"的行业歧视。
　　
　　而人文意义上最大的错位莫过于宋朝大儒的"二程" 程颢和程颐了。这两位说着浓浓豫中话的老先生，大力发扬大宋开国元勋郭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理论，恨不得把整个世界都装在一部论语当中。嵩阳书院的枯黄灯光下，两位老先生苦思冥想，孜孜求证，像个勤奋的老农，把中国伦理那片庄稼地收拾得方方正正，齐齐整整。于是，理学诞生了，文人的思想也开始不自由了。
　　
　　在此，我并不想刻意否定二位老先生在学术和哲学上的成就与正面意义，也绝对敬佩两位老人的人格魅力及初始动机。只可惜，不知是后人的愚笨，还是上面头儿的别有用心，那四书五经，那中庸之道，渐渐失去孔老夫子清新的香味，而渐渐风化成一块又臭又硬的老豆腐干。虽然，以后的七八百年，许多读书人依然嚼得不亦乐乎。但我还是不喜欢，许多读书人也没办法喜欢起来。
　　
　　这与两位老先生的初衷大相径庭，也是二位最尴尬之处，便是到了今天，曾经的大圣人，也只能灰头土脸地躲在古书堆里哀叹。那座曾车马拥塞，喧嚣一时的嵩阳书院，也只能在荒凉的冷落中回想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
　　　　
　　唯一欣慰的是，河南的老乡没有忘记他们，近乎固板地痴迷着那能圆通一切的"中庸"之道。就性格而言，当中庸被理性克制时，会转化成一种宽厚睿智的美德，而在无限放大时，就会沦为不思进取，自欺欺人的精神鸦片。而河南人最大的尴尬也正在于此。
　　　　
　　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对于历史板块的质疑，无非期望从老祖宗那里得到一些启示，并能够重新树立自信，然后大胆扬弃，创新，从而在涅磐的烈火中打造更开放，更健康的群体人格。而审视历史的最终目的，也正在于追寻其文化背后的现代人文意义。那些灼痛的历史伤疤，期望能给以针刺的精神自醒，那些辉煌的文明骄绩，又能鼓以鞭策的奋进力量。无论如何，地域文化的雄起，群体人格的重塑，我们都任重而道远。
　　
　　记得百年前一位西方哲人批评中国，说"中国人是永远静止的人民"，这样的观点未免有失偏颇。但就自醒的角度来看，我们是否反思过，这片土地上的百姓，千年以来，就人格精神，我们到底改变了多少？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黄河古道边（难道仅仅在黄河古道边？），依然密密麻麻交叠着那么多似曾相识的面孔，麻木而略带几丝狡黠，憨厚又有几份豁达。这些生我养我的父老乡亲，作为一个群体形象，千年前如此，千年后也如此，这个新千年，我们还要继续讨论这个尴尬的人文群体，只是期望时间不要太长，不要长得忘了我们从哪里来，不要长得羞辱自家还不知羞。行笔至此，不禁想起八十年前河南省主席冯玉祥将军在制豫方针中特别强调的那句话：教育为立国根本要政。
　　
　　是的，教育，唯有教育。

南方***

省域系列之  山东汉子

1
　　山东出好汉。
　　　　
　　提及山东人，我们总不免与那些粗犷豪爽、勇武坦直的英雄好汉联系起来。且不说瓦岗寨里的混世魔王程咬金，且不说动不动就亮出“山东好汉”招牌的秦叔宝，也不逐一点击那些能征善战的勇士猛将，单是梁山泊蹦出个舞两把板斧的黑脸汉李逵，就足已让我们领教“山东好汉”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魅力。最能描述这种粗犷剽悍的群体性格特征的，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历史故事：东西郭勇士。话说当年，“齐有好勇者，一居东郭，一居西郭”。一日，两人路遇，东郭勇士说：“去喝一杯如何？”“有肉下酒吗？”西郭勇士问。“你身上的肉，我身上的肉，不是肉吗？”东郭勇士乜斜着西郭勇士说。西郭勇士不甘示弱，欣然应允。于是，两人找来些豆酱，拨出刀来，你割我一刀，我割你一刀，蘸着豆酱吃将起来，谁也不甘心先服输，直吃得两人都倒毙于地。
　　　　
　　这个故事听起来有些恐怖，也有些极端，却是“勇”、“直”的最真实写照。这种尚武好勇的风气，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荀子•议兵》云：“齐人隆技击。”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说“山东人爱打架”。譬如说当年的齐闵王，他选用官吏的办法只有一条：看他敢不敢在大庭广众之中与人搏斗。齐人在日常生活中，也往往以比武取乐。如他们驾车上路，喜欢以车毂相互撞击来逗乐。大道上，尘土飞扬，车马急驰，“砰”地一声车毂相碰，落败的一方有人仰车翻之危，没有点勇气胆量是不敢玩这种“飙车”游戏的。
　　　　
　　齐人如此，鲁人也不差。便说那位“反霸权主义者”的大将军曹沫，当年在一次典型的“以强凌弱”的“国际会议”上，为了维护国家尊严和利益，毅然搞起“恐怖分子”的行为，用一把匕首劫持了当时大国领导人齐桓公。当时“桓公左右莫敢动”，忙安抚一切好说，并问有什么要求。曹沫说齐强鲁弱，但也不要欺之太甚。逼急了我们什么都能干出来。桓公到底也是场面混出来的，“乃许尽归鲁之侵地”。曹沫听了，“投其匕首…颜色不变，辞令如故”。这个行为，细想来实在是冒险之举，若不是当年齐桓公有更大的野心，不想“弃信于诸侯”，曹的小命，包括鲁国，也可能顷刻“灰飞烟灭”，全部玩完。但从个体角度来讲，曹沫这种“心跳”的玩法，不畏强权，不怕牺牲，直面给那些自命不凡的大人物一个响亮的“教训”，也真叫个爽。
　　　　
　　当然，山东好汉，可不仅仅靠手中的利刃、心里的“热胆”来吓人的，他们智慧的锋芒、语言的犀利，却不次于手中的利剑。于是，群体人格中，山东男子一边率性挥洒着大气的豪爽，另一边又可爱地张扬着别致的潇洒。别的不说，单想想当年那位顶天立地的“卧底”大英雄杨子荣，是如何一边撩着袍子耍酷摆造型，又是如何一边气正胆直地套瓷编瞎话，就足已让我们对这位“土匪终结者”佩服得心悦诚服，崇拜得五体投地。
　　　　
　　勇武得有板有眼，潇洒得没天没地的山东好汉，可不单杨子荣一个。再如两千多年前的那位毛遂毛先生。什么都不说，还是透过历史的镜像，先看看毛遂兄的精彩表演吧。
　　　　
　　话说当年平原君带二十高级门客去楚国说服楚王联合赵国抗击秦国。但任凭平原君说得口干舌燥，心如火焚，楚王依然唧唧歪歪，哼哼哈哈，不肯给个结果。就在事件陷入僵局的关键时刻，我们的主人公上场了。
　　　　
　　且说毛遂亦不答话，按剑拾阶而上，昂首走上朝来。对平原君说：“合纵之事，只要言明利害，三言五语便可解决，却为何自日出谈至日中，仍未商定？” 楚王见有人竟敢按剑直闯朝堂，且出言不驯，不觉怒起心头，但不明此人底细，又慑于毛遂兄的威严，便转身先问平原君道：“此是何人？”平原君道：“此乃胜之门客毛遂。” 楚王便高声叱喝道：“大胆狂徒，本王与你家主人谈话合纵之事，岂有你说话之地，还不退下？” 毛遂毫无惧色，按剑直前，说道：“合纵乃天下之事，天下人皆可议之，况在我家主人面前，你叱者何来？仗你人多势重罢了。然如今你我相距仅十步之遥，你的性命便握于毛遂手中，还逞得什么威风！当年商汤凭借七十里之地而王天下，周文王仅凭百里地，却使天下诸侯臣服，又有哪一个凭借了势众人多呢？”楚王脸色稍和，问道：“先生有何话说？” 于是毛遂大讲一通道理，先夸再骂，骂完再揉，说得楚王心服口服，连连称是，道：“就依先生，就依先生。”毛遂问：“主意拿定了吗？”楚王道：“定矣！定矣！”毛遂便呼楚王左右：“取鸡狗马血来！”
　　　　
　　左右取铜盘至。毛遂双手托住铜盘，跪献楚王道：“大王当献血为盟，正式合纵之约，大王先饮，我家主人次之，毛遂再次。”于是朝堂之上歃血定盟，合纵事成。
　　　　
　　看看我们的毛先生，唇枪舌剑，豪气冲天，话说得多漂亮，有理有据，有礼有节，不但圆满完成外交任务，而且也大长了赵国的威风和志气。事后平原君由衷感叹其“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
　　　　
　　不过，山东人就是山东人。眼里揉不下沙子。便是鄙视人，也一点都不掩饰。你看看他是如何挪揄同行的同僚的。毛遂左手托定铜盘，右手招呼朝下十九人道：“诸位就于朝下共同歃血吧！你们这些庸碌之辈，所谓‘因人成事’者，不就是这样吗？”
　　　　
　　众所周知，这位可爱又可敬的毛遂先生是以“我选我”的自荐行为而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人。其实，在强调谦让内敛的中国传统文化史上，单就他这样一个勇于“亮出你自己“的推销姿态，足已让他傲视文林，流芳百世了。如你所知，中国传统文化人，总有孤芳自赏的坏情结，动不动就哀叹“怀才不遇”，或总不把自己当人，天生一副“求赏”的奴才样。或把自己比作美人，求取帝王宠幸，或把自己比作鲜花，媚获美人的怜爱，强一点的，也是把自己当成一匹良马而已。我就不明白，文人为什么就不能腰板挺直，主动些，坦白点，堂堂正正做个有点血性的汉子呢？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群体人性压抑，其缘因动机自有各类不同说法。但血性的丧失，性格的疲软，却不能简单地归罪到“礼教”那么简单。翻遍四书五经，堂皇言之的“孔孟之道”，老人家也没明示或暗指我们必须那样窝囊地活着。
　　　　
　　孔圣人教化的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中，我最喜欢的，还是那个有血有肉，敢说敢当的子路兄了。这位鲁直可爱的山东人，名叫仲由，字子路，又称季路，是孔圣人的得意门生。《史記》里称他：「性鄙，好勇力，性伉直。」刚勇好强，这也是典型齐人的性格。这位子路兄，只比孔子小九岁，也算同辈中人，所以，对于老师，说话总是大大咧咧，也大概唯有他敢于直面顶撞孔圣人。据《說苑》〈貴德〉中记载，子路与孔子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这样的：
　　　　
　　那天，子路兄「冠雄鸡，佩豭豚」，手持利剑，勇武凌人地站在路旁，端的一副先古“后朋克”的打扮。孔圣人一见，嘴里啧啧两声，教化之心顿生。如你所知，这老先生总爱教训人。当初便对如盗拓辈的“黑社会老大”也曾苦口婆心过，今日见了这样一个“小混混级”的后生，自然不在话下。于是，孔圣人悠悠然地问道：“后生，干嘛要提着剑呢？”子路回答说：“防身嘛，谁对我不好，我就砍他，,这样才不会被人欺负呀。”孔子闻言，文绉绉地讲了一通君子无需用剑的道理。他说：“『君子，以忠为质，以仁为卫；不出环堵之室，而闻于千里之外。不善则以忠化寇，暴以仁围，何必持剑乎？』”这子路虽是鲁莽之人，但心却灵巧，而且对于孔子这一套“以德服人”的理论非常敬服，再者，恐怕也厌倦了“小混混”打打杀杀的生活，于是，赶紧找了件长袍穿上，托关系递条子，终于成了入门弟子。这一点，太史公说得明白：「孔子設礼稍诱子路，子路后儒服委质，因门人請为弟子。」后来，大概没钱，交不起学费，便给孔子“打工”端茶倒水，牵马驾车，也算是勤工俭学，以劳付酬吧。
　　　　
　　子路好勇刚猛，而且喜欢音乐。只不过，雅乐古调不是他的更爱。他更喜欢“准摇滚”的即兴弹奏。那一日，子路兴致勃发，欣然鼓瑟，然铿铿锵，锵铿铿，“有北鄙杀伐之声”，孔夫子听了非常不喜欢，唉道“由也瑟，奚为于丘之门？”故事若讲到这里，你会以为子路这人大大咧咧，太过粗鄙。其实不然。他其实非常谦虚，甚至到了“闻过则喜”的地步。便说这件事，后来同门师兄冉有把老师的抱怨告诉他。他竟“惧而自悔，静思不食，以至骨立”。自然，子路的“惧”不是胆小，而是因为尊敬老师，肯从别人的角度着想，反思自己的不足。真不亏是一位谦虚上进的好同志。
　　　　
　　子路的优点不止此。他这人最大的优点就是胆直心正。当年，穿着夹着麻草的破袍子在街上行走，见到那些“衣狐貉”的富贵权势之家，照样是昂首挺胸，谈笑风生。这自然是一派“坦荡荡”的君子之风。另外，子路对父母尽孝，曾为父母吃到白米饭，「负米于百里之外」；他对朋友有义，「原车马衣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还有，他一言九鼎，言出必行，行必有果，《论语》上就夸赞「子路无宿诺」。正是这样一位有情有义的好男人、真丈夫，便是死，也要堂堂正正、大大方方。当年，因为卫国内乱，子路为了救主，不顾危险，最后惨死乱军的刀剑之下。死之前，子路系帽的带子被他们的戈给击断了，子路自语：「君子死，冠不免。」将帽带系好，从容赴死。
　　　　
　　对于这样的热血汉子，便是遥隔千年，依然让我有脱帽致敬的冲动，如果可能，与他痛快喝一次酒，或听他高歌一曲，那更是莫大的荣幸和享受。只是，他的个性，他的风采，对于我们这些被物欲奴化的现代人，也只能心存向往，叹之赞之了。我们狭小的心房，容纳不了他的豪爽，我们单薄的瘦肩，承担不起他的信赖。便是对他的崇拜和尊重，也因为我们的虚伪和揣测，多多少少都要掺些水分，打个折扣了。

南方***

2
　　除却好汉，齐鲁之地还盛产圣人和君子。
　　　　
　　除了大圣人孔夫子外，称圣封圣的还继有亚圣孟子、科圣墨子、书圣王羲之、医圣扁鹊、工圣鲁班、农圣贾思勰、智圣诸葛亮等。中国民间历来就有求大封王的心理情结，走遍全国各地，无论城乡市镇，还是山林沟河，或地理或人文，或建筑或风景，总不难找出个天下第一的称号来。但敢于封圣称圣的，除了齐天大圣外，大概就唯有山东多了。称之为圣人，既有对知识升华为宗教崇拜的民族情结，还有就是盛赞其个人功绩的不可替代和不可超越性。因此，对于高高在上的圣人，除了好好地崇敬祭拜之外，我们最好还是不要谈论太多。毕竟，他们离我们太遥远了。我更感兴趣的是圣人教化下的那些彬彬有礼的君子。
　　　　
　　何谓君子？我以为，君子，与身份无关，与地位无关，与长相无关。君子风范的核心精神便是人格的高尚和纯洁。欲求高尚与纯洁，就一定要学会克己服礼。毕竟，人世间有诸多诱惑，有些是需要努力争取的，有些则要刻意避免的。譬如说，对于美色，有些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大胆追求就是了，有些则由于诸多条件的制约和影响，最好还是“发乎情，止于礼”，有些则是需要“非礼勿视”了。我一再强调的“礼”，包涵着最其码的社会道义、人类良知和传统习俗。否则，一切都不顾，一切都无所谓，只是牵就、纵容自己的私欲和贪欲，那就与畜牲无异了。
　　　　
　　山东君子的最佳风范，我想应该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了。《南村辍耕录•卷四》载， 美男子柳下惠，某晚留宿郭门，碰巧还有一位女子来此投宿。正逢天寒地冻，怕那位女士被冻死，这位可爱的先生便将其搂在怀里睡了一夜，“至晓不为乱”。这个故事历来为世人津津乐道，赞其君子风范，视之道德楷模。
　　　　
　　这本是一个简单的故事，却不料在今人的眼里心中，渐渐复杂起来，隐晦起来。并煞有介事地列出五条理由：一是柳下惠生理有毛病，没有“乱”的本钱；二是柳下惠心理有障碍，为沽名钓誉而不敢“乱”；三是柳下惠其实已行苟且之事，却对外谎称“不乱”；四是这位女子极丑无比，柳下惠没有性趣；五是柳下惠怕传染性病、爱滋什么的。这是典型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心态。不，这些怀疑论里还暗含着极其无耻荒唐的逻辑：1、你要救那女子的命，她就应该以身相许，至少，她不能反对。2、若你救助的对象漂亮，你唯有性冲动，甚至性侵犯，才能证明你是正常的男儿身。
　　　　
　　如此卑贱的“下三滥”心理，可气！可叹！国人某些“描黑”的本事，便是经不起推敲，竟也能获得许多人的心里赞同。自己内心腌臜，便以为天底下人都是如此。你要是反驳，他会反咬你虚伪。这个世道，人心真是被狗吃了么？
　　　　
　　我们便是从一个有其码良心的普通人角度考虑，面对一个饥寒交迫的弱女子，又只是萍水相逢，寒夜漫漫，风雪潇潇，你无法给她更多的帮助，那么，用男人的体温，挽救一条脆弱的生命，也许那时那刻，对于一个还有一点人性的人来讲，都是一件合情合理的事。若你这时竟打起鬼主意，注意人家有几份姿色，甚至“乘人之危”，期望用性的交易来感激你，你他妈还是人吗？
　　　　
　　没有办法，这个时代的道德旗帜早已污破不堪，“洁”的精神，对于今人而言，只是不可能的谎言。我们早已不懂得去尊重他人，某些心理快感，更喜欢建立在强奸别人的意志基础之上。于是，你看看，女研究生为拿学位，就要主动上导师的床；明星要想成名，就要先和导演亲密交流；业务员要拿到单子，就要热情伺候好客户。这样的新闻事件屡见报道，甚至已经构不成新闻。所有本应该正常、纯洁，甚至高尚的关系，在这个世风日下的社会里，多变得复杂混乱起来。
　　　　
　　骑士精神，君子风范，俱已随风而去，伴着那些亮洁的人物一同消逝在寥寥的时空之中。现如今，我们对于君子的怀念，只能停留在一个假定的期待和虚幻的梦想里。至于山东境内，还有没有希望，还有没有榜样，都是无法得知明确答案的难题。只是据说挪揄山东人有“泡小姐只拉手”一说，不知算不算柳下惠的遗风？
　　　　
　　如今，西柳村还保留着柳下惠墓的遗址，乡人将其粉饰一新，亮出祖宗的招牌，只是求得成就一个可能赚钱的景点。前去观光游览的游客，三三两两，还是有的，只是恐怕无论乡亲，还是游客，对于这位祖宗，除却遥远的好奇与原始的崇拜外，更在意的是那些可作闲扯谈资的传奇罢。已经很少人有人理会反思已随先人逝去的那份纯洁的情感，还有，就是那份缘自敬畏和自尊的高尚风范。

南方***

3
　　山东有壮士。
　　　　
　　壮士，是一个男人专用的名词，是指那些心雄胆壮、意气豪放而勇敢的人。男人之所以是男人，就在于他们拥有一颗博大的心。他们往往心怀百姓，胸系天下，将满腔的热血，笔蘸墨含，把一个人字，写得气势淋漓，姿态汪洋。想想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的逼人寒光，想想戚家军海上击杀倭寇的冲天豪情，那一个不是令我们热血沸腾，扼腕叫好？
　　　　
　　提及壮士，我头一个想到的是便张自忠将军。这位曾使倭寇丧胆的抗日名将，也被日本人称之为“中国第一位男子汉”。这个说法也许可笑，然而可以理解，因为他们怕他。面对当时中国军队更多无能的败绩，将军用鲜血和智慧，在喜峰口、卢沟桥、台儿庄、十里长山，给予日寇以坚决的痛击，用几次漂亮的“大捷“，维持了国家的尊严，坚硬了国人的骨气，挺直了民族的腰板。
　　　　
　　作为军人，在国家危难之际，将军的心是决然的。他曾对部众痛哭誓言:“今日回军，除共同杀敌报国外，是和大家一同寻找死的地方”。作为将军，他又是智慧的，当年的“襄东大捷”，将军采用奇袭手段，一举端掉日军总指挥部，然后指挥部队趁势猛烈反攻，打得日军狂退60里，大获全胜。那一战后，老百姓便美称他为“活关公”。
　　　　
　　长山之役，将军所率部队被日军重兵包围，激战两日，弹尽粮绝，一代名将，壮烈殉国。随将军东渡作战的二千官兵亦全部壮烈牺牲。凶残暴虐的日军也不得不佩服张自忠将军的忠勇，列队脱帽向他的遗体敬军礼，用上好木盛殓并竖灵牌。当蒋介石惊闻张自忠殉国，立即下令第五战区不惜任何代价夺回张自忠遗骸。于是，继张自忠任第59军军长的黄维纲率部再渡襄河，与敌激战两昼夜，付出了二百多人的伤亡，终于在方家集寻得英烈坟墓，开棺将忠骸起出，重殓后再将灵柩运往重庆。
　　　　
　　1940年5月21日，天空下着小雨，当将军的遗体从宜城运到宜昌时，十万群众自发送殡。敌人的飞机在上空盘旋吼叫，却无一人躲避，无一人逃散。据说当时蒋介石是抚柩大恸，从此他的办公桌上摆上了张自忠的遗像。当史沫特莱在新四军的战营里听说张自忠殉国的消息时，彻夜未眠，后写下一篇纪念文章，题为《一个有良心的将军》。
　　　　
　　军人战死彊场，这是最好的归宿。也终是圆了将军“取义成仁”的伟大志向，取其民族大义，成就国家大仁，上对得起列祖列宗，下对得起黎民百姓。良心，是的，天地有灵，良心为证，将军，还有跟随他的诸多勇士，不负青天，不负百姓，终可以坦然入睡了。
　　　　
　　对于我们这些处于和平时代的人们而言，战争环境下男儿的激情和血性，也许太过遥远。但山东境内的另一个好儿男，告诉你平凡中自有不平凡，英雄不单一定要舞枪弄棒，壮士也不见得非慷慨激昂。这就是那位人民的好官员孔繁森。对于这位人物，我们也许太过敏感他的政治宣传效应，对于他的伟大，总不免有些怀疑。看过他的简历的，不难发现，他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件或光辉灿烂的业绩。他的太过普通与平凡，让我们感觉到一个男人的隐忍和山东大汉特有的朴素和实在。是的，实实在在、认认真真做一些事情，远比玩虚得好，远比勾心斗角好。他的离去，多多少少有些突然和意外，好像无法构成一个壮士应有的理想归宿。但我以为，那是最好的。因为他已经上路，突然的停留，不是他偷懒，我情愿相信那是上帝不忍心他太过操劳的缘故。
　　　　
　　好汉也罢，君子也罢，壮士也罢，归根结底，他们心底都存有浩然之气，都鲜活着男人特有的阳刚气概和豪迈情怀。我以为，这样的男人，才是真正的有款有型，有滋有味。
　　　　
　　如今，山东梁山泊的水还是有的，大寨也在，替天行道的杏花旗也重新树立起来。只是，那些鲜活的面孔，已经愈来愈模糊。热热闹闹的梁山泊，多的只是游客的喧闹，英雄好汉都已经隐在历史幕后，冷眼旁观这个花花世界的悲欢荣辱。面对不平，面对不公，他们的后代早已失去“平地里那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潇洒和豪爽。粗壮的嗓门也退化成细细的一线，勉强发出慨然一叹。
　　　　
　　那些本需要固守的传统和精神，我们早已好不心痛地丢弃，像个没脑子的败家子。我使我不禁想起，西方国家提倡的绅士风度和骑士精神，千百年来，无论社会如何变迁，人家总是那样骄傲地坚持着、崇拜着。如今在好莱坞的大片里，总能轻易找到现代版甚至星际版的英雄样板来。于是，一边装模作样地用假嗓子嘶喉着“好汉歌”，一边扳着指头清点自家门户里曾经出现的好汉、君子和勇士。
　　
　　这一时刻，除了控制不住的感伤外，便是无边无沿的怅然。

红袖***

强烈支持美文转载！收藏了，慢慢品读。

南方***

省域系列之　陕西情怀

陕西沾了西安的光。
　　　　
　　一座西安城，便占尽了陕西的大半风景。而因此也吃了亏，因为众人眼里也只有这座古城。西安是一座四平八稳的城市，虽然北京也曾有过这样的格局，但终不如西安给的感觉踏实。进入西安市，你有一种安全和安闲的感觉。这种感觉来得有些无缘无故，但又是如此地实实在在。那么，既然是避不了，躲不开，就不妨从这个城市谈起，从这种感觉谈起。

南方***

1
　　　　　
　　对于一座城市文化的介绍，总不免要拉出一大串名人来。对此，不知你有何感想，反正我是有点烦。但是，你又不能避开他们。没了他们，历史便无法书写，文化也不能延续。那么，让我们打起精神，再谈谈这些名人。这次，我们不妨从现代名人谈起，从一个敏感的字眼“性”来谈起。
　　　　
　　先说说陈忠实吧。他写的《白鹿原》是一部非常棒的小说。很多人喜欢，但在当时也引起不少争议，只是因为里头有些“火辣辣”的性描写。但这位作家嘴很硬，就是不改。我双手支持他。性本是件很美妙的事，火辣辣些又有什么不好？难道性冷淡才算正常不成？真是有些莫名其妙。现在年轻人性早熟，对此好像有些匪夷所思，但没办法，我们就是从那个时代这么走过来的。我私下以为，中国现代作家把性描述最好的有两位作家，一个是陕西的陈忠实，另一个是北京的王小波。他们性爱描写是如此地真实自然，激情澎湃，前者具有野性狂放的美，后者呈现干净纯真的美，不管怎样，都快活地闪耀着诱人的人性光芒，大方地透露出健康的美学力量，非常好。
　　　　
　　打破性的“心理”和“话语”禁忌，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打开僵化思维定式，突破陈旧条条框框的思想解放标志。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否认的一个事实，就是中国思想界的开放，竟首先得益于“性”的解放。若干年后，陕西人会骄傲地想起，中国文化开放的一个关键环节，竟是由一个西安人从激发中国人的“性”趣开始的。这实在是一个太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煞是好玩。
　　　　
　　老陈有点倔，还有点硬。我很喜欢他这一点。两千多年前，也有一个老乡，如同他这般。这就是西汉大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司马迁了。当年，就因为替大将军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被那混蛋皇帝下令处以腐刑。这对一个男人讲，是莫大的耻辱，那感觉真是生不如死。但司马迁坚强地活了下来。肉体可以被蹂践，身份可以被嘲笑。但精神却不能倒，绝不可以。他的男儿血性依然沸热滚腾，屈辱里隐忍再隐忍，压力下发愤再发愤，到最后，终于完成煌煌巨著，光耀千载的《太史公书》，后称《史记》。
　　　　
　　从某种程度上讲，陕西人血性里都有一种认了（真）理不回头的“拗”劲儿，对于脚下的土地和人民，都有一股深沉的爱恋和强烈的使命感。他们怀有赤子之心，所以总是爱的执着，爱的发痛。
　　　　
　　譬如说路遥吧。对于这位朴实的作家，我心里一直存着深深的敬意。记得他去世那年，我好像刚读高一，读了别人写的纪念文章，非常感动，连夜为他摹画了一幅头像速写，至今还小心地保存着。画里那忧郁的眼神，阔厚的嘴唇，我依然记忆犹新。不能说他是中国作家群里最聪明的，但他却是第一个把眼光放在普通人命运身上，第一个用头脑思考，用真实笔触涉及我们身边生活的作家。但就这一点，已经令大多数自命“铁肩担道义，空手著文章”的文人惶惶汗颜，也足已使那些矫情粉饰，刻意躲避的“玲珑”文章黯然失色。《平凡的世界》是他最伟大，也是最后的一部作品，虽然有人对于后半部分粗糙的文字有所批评，但这不妨碍他的伟大和作品的价值。他用朴实而直接的笔法，给当时苦闷的青年打了一剂精神的强心针。他明示了奋斗的主题：每个人都有权利思考自己的价值，而生命的基调应该是积极的，昂扬的，洪大的，为了理想，无论受什么苦，都是值得的。在他那儿，理想第一次变得那么真实，那么温馨，而且就那么大大咧咧，平平展展地在黄土地上铺展开来。对他而言，写作是一种神圣使命，对于文字的痴迷，对于黄土的挚爱，竟使得他连自己的生命都忘了珍惜。最后就那样猝然离我们而去。对此，我情愿相信是苍天的眷恋，看他太勤苦了，早早接过去，好早些歇息。不用担心，精神的航标已经确立，人世间的事，还是交给后生们去办吧。
　　　　
　　就文字性格而言，与路遥的深厚忧郁相比，贾平凹则要轻灵恬淡许多。他是商州人，靠写散文出名。他的散文，的确很棒，文字也非常漂亮。从他的散文里，你能读出黄土文化背后特有的细腻和精妙来。老贾是个聪明人，很有灵性，才情也恣意得有些过于汪洋。当年，他曾写过一本《废都》，里头也有许多“麻辣辣”的性爱描写，但我以为很不好。刻意放大，矫揉造作，甚至有些不自然的卖弄，好像证明他也开放，也会描述性交似的。最糟的便是动不动就“作家删去若干字”，即摆出一副“英雄无用‘阳具’之地”的无奈姿态，又像故意调戏大家胃口（性欲）一般。据说当时这本书火爆的最大原因就是那些空白方框字样有刺激性欲的作用。
　　　　
　　当然，作家的成长都需要一个过程。那时无论文化现象，还是作家自身情绪，都受了些干忧，所以也可以理解。贾先生后来冷静下来，也更稳重了些，文字终于摆脱麻烫媚俗状态，干净了许多，也空灵了许多，却又带上“玄而又玄“的味道。那么，人家自己给自己玩，你读不懂，也没关系。崇尚老庄的老贾，从一块朴素的“丑石”蜕变成一颗怪味的豌豆，也不知下步会不会成虫化蝶，或是成龙变蛇。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值得期盼的等待。

南方***

　2
　　　　
　　我一直以为，中国文化圈子里，陕西文人是最接近真我，也是最自我的一个可爱群体。这三个人是，而其他三个人也是。何人哉？对曰：西安铿锵三人行：张艺谋、巩俐和赵季平是也。　
　　　　
　　张艺谋是一个大导演，巩俐是一个名演员，而赵季平则是一位很有建树的音乐人。这三个人，好像是捆绑式一起“出名”的，有点“相互依附，谁也离不了谁” 的感觉。虽然，他们一直都在竭力证明这个反命题，但我还以为他们是不可多得的黄金组合。人家现在都已经走向国际，走向世界了，我还在强调乡土组合，老乡搭配，自然显得有些老土，但这并不能改变我的看法。
　　　　
　　记得当年张艺谋曾导演过一部《古今大战秦俑情》，并在里头饰演那个秦俑。说实话，张艺谋根本不用化装，只要往陶俑里一站，还真以为是秦俑复活呢！也难怪，张是地道的秦人，当然是同祖先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嘛。看过兵马俑的，无不为气势所撼，也无不为其精细逼真打动。老谋子这一点就深得老祖宗真传。众所周知，老谋子善于玩“花”样，他的影片，视觉效果都非常棒，色调独特，细腻流畅，用大众的话，就是花里唿哨，怪煽情的。这是实话，我至今还忘不了那片通红通红的红高梁地呢。无论如何，你必须承认，张的技术活非常过硬，如果当年在秦宫里做泥瓦匠，绝对是顶级匠师。
　　　　
　　不要以为我是讽刺老谋子只算个“艺术工匠”，人家“鬼点子”也多得是嘛。每部片子，无论叙事结构、视觉组合，还是演员选择，剪辑配乐，他都刻意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实事求是地讲，他做到了。如果你不吹毛求疵的话，他还是中国难得的好导演。当然，在主题的选择上，他有自己的偏好，人家也有这权利（驾驭某些题材，他有力不从心之感）。我很不喜欢有些人一惊一咋地说他不喜欢张艺谋，说人家总是投洋鬼子所好，专门暴露中国的阴暗面。说这些话时一般都作义愤填膺状，并多会捎上一句，国外很多华侨都不喜欢他，以此印证自己的爱国心。我自然不赞成这样的看法。艺术的力量来自人性的反思，老外还没单纯到把电影与现实划等号的地步，中国也没有脆弱到连反思自己文化的勇气都没有的程度。当然，话说回来，老谋子虽然拍了不少令人震惊的好片子，但说大气，好像还谈不上。不过，很多人相信，他有这潜力。
　　　　
　　从艺术表现的角度讲，与老谋子的“花哨”相比，巩俐(我一直把她当作半个陕西人)则显得要朴实得多，本分得多。巩俐是一个好演员，这一点勿庸置疑。当然，好演员不一定非要以“百变”来验证自己的演技。摆脱张的影子后，巩俐也有不少新的尝试。如演《漂亮妈妈》，我以为很不错，但说到底还是本色演出，只是挖掘出她骨子里善良、坚强和母性的一面（不是说她没成功地塑造这个角色）。后来又听说拍了《周渔的火车》，据说她很高兴发现自己的另一面，并能够凭自己的感觉自由发挥。她诠释得成功不成功，留给观众评说。但不管怎样，作为一个演员，试图突破自我，绝对不是一件坏事。
　　　　
　　与张艺谋的不老实相比，与巩俐的可爱相比，赵季平在艺术上似乎走得更远点，更深些。就艺术表现力的水准而言，我给老赵打最高分。大家喜欢说老赵的配乐给老张的电影增色不少，自然，配乐在电影里也一直是从属地位。但是，老赵对音乐的把捏，我以为不仅仅是到位，而是更精致，更大气些，很有大家风范。听听《菊豆》的配乐，听听《大红灯笼高高挂》片尾曲，音乐所表述的情感远远超越了电影和故事本身，它拨动了人类情感最微妙的那根弦，并挑挂起故事（或电影）本身，使之更舒展，更具震撼力。以我的看法，他的音乐兼有黄土的厚重，秦腔的激越，黄河的恢宏和汉唐的遗风。这种颇具民族气势和地域个性的音乐，没办法不让人喜欢。自然，我也喜欢老赵性格里的朴实。据说某记者前去采访，到了午饭时间，老赵说：就在我家吃顿饭吧，我老婆擀的面条很好吃。在现代世界里，还能听到这么朴实的话，真是令人感动。据记者反映，那面条真是不赖，好吃得紧。饭后闲聊，才知赵夫人是省交响乐团拉大提琴的。想想那双在大提琴上灵巧飞舞的纤纤素手，会亲自下厨为老公和客人擀上两碗热腾腾的面条，这般待客之情，除了羡慕，除了感动，竟还有一点点的醋味袅袅散漫开来。也大概从那个时候起，我有了一个很不好意思的想法，那就是这辈子，最好能娶个西安姑娘做老婆。
　　　　
　　面对这群可爱的西安人，说他们真我，是因为他们不矫情，不糙作，而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朴素而简单地生活；说他们自我，是因为他们都非常自信，永远相信自己的感觉，并沿着自己的思路一直执拗地走下去。这时突然想起一个西安朋友告诉我，说贾平凹其实很小气，你和他出去吃两碗面，他也不会争着跟你付钱。按照朋友的意思，那就是作为名人，文章要大气，人也要大方。可仔细想想，凭什么呢？谁不都要过日子嘛？不知你有何想法，我反正不讨厌这一点，反而觉得他更真实，更可爱。
　　　　
　　在这座四四方方的古城里，就这样生活着或曾生活过这样的一群可爱人物，性格如同这座方城，有棱有角，又如同这片土地，朴朴实实。想想看，多好。

南方***

3
　　　　
　　就人文意义来讲，西安是一座年轻的城市。人文精神的勃发，还得益于现代这批精英人物。对此，我想很多人会反驳，而且会拉出一大把一大把的汉唐名人来压我。但不好意思，我们讨论的是地域文化。据我所知，汉唐以来，西安的本土名人并不多。能提得出口的也就三四个，如王昌龄，如韦应物，如杜枚，如韦庄等。这实在是一种文化的尴尬。但大城市边缘，都有这样的文化尴尬，这问题在此不论，以后另立题详谈。
　　　　
　　王昌龄擅长七绝，譬如那首脍炙人口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多漂亮的诗句，恢宏大气，颇具大家风范。还有那首《芙蓉楼送辛渐》，诗云：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真是凄凉入骨，绝美到家，至今还被多少文人反复地把玩吟诵呢。
　　　　
　　韦应物，据说当年是“高干子弟”，“贵族”身份一点都不掺假，但“其性高洁，其诗高雅闲谈，人比之陶潜”，后世以陶、韦并称。我最喜欢他的两首诗。一首是《淮上喜会梁川故人》：江汉曾为客，相逢每醉还。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欢笑情如旧，萧疏鬓已斑。何因不归去？淮上有秋山。每逢诵读此诗，都有想跨越千年，拥抱拥抱这个老头的冲动。当然，他肯不肯是另一回事。他的另一首诗《滁州西涧》唱到：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我以为是千古绝唱，可与柳宗元的《江雪》相媲美。
　　　　
　　提及“小李杜”里的杜枚，那好诗名句就更多得不得了。如“十年一觉扬州梦”，如“春风十里扬州路”，如“商女不知亡国恨”，如“东风不与周郎便”，都是没办法再好的千古佳句。他的诗风俊爽雄丽，当时非常有名，对后世也影响颇大。
　　　　
　　他们的诗歌固然不错，但在芸芸诗林中，作为一个群体，不免有些单薄。好在是我又找到半个陕西人，那就是大诗人白居易。白居易祖籍太原，因为父亲在渭南做官，所以后来移居到那儿。白居易爱写诗，《全唐诗》里，收录他的就有2000余首。但便是把他加起来，陕西的诗人也少得可怜，自然也无法形成一种呈影响力的精神导向和群体人格。
　　　　
　　于时，我不禁反思，那些曾经恢宏大气的王朝，在这片土地上，除了秦砖汉瓦，兵俑陵碑，究竟还留下什么？自然，作为七朝古都，历代帝王是最好的谈资。但如你所知，帝王只有一个，也只能代表他自己，对于地域文化及群体人格的影响，并无可表述。当然，西安大气的性格特色，肯定与帝都有关，但并非全部，也不是最重要的一环。
　　　　
　　于是，我决定从当地的名山大川去寻找一些蛛丝马迹。如你所知，古人喜欢游山玩水，题诗作文，说不定从那里能找出一些线索来。好在也容易，因为陕西唯有一座名山，那就是五岳之一的华山。华山是一座道教名山，以险著称。什么擦耳崖，猢狲愁，千尺幢，单听听这些名字，胆小的人都会吓出一身冷汗来。当年，大文学家韩愈，一时气盛，独登华山，却不料困在半路，上不能上，下不能下。韩先生先是恐惶，继尔渴望，再尔绝望，最后只能哭哭涕涕给他的好友，当时的华阴县令写了封遗书，投到山下。好在是书信被山民及时拣获，并赶紧呈交。县令一看，遗书？什么话？这不是小看俺陕西无人么？有路让你上得去，自然就能让你下得来。这老兄一声令下，几位秦川大汉胸脯一拍，扔下一句陕西话“没(mo)问(ven)题，小意思么!”就一溜烟跑了。不几时，就把我们狼狈不堪的韩大官人抬了回来。至此，冒险的故事正式结束，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颗巨星也得以继续灿烂。如今，那里还有一风景处，刻书：韩退之投书处。　
　　　　
　　这个故事很好玩，但这样的线索却不能令我满意。再仔细看看，还有一座，那就是终南山了。王维当年诗云：“太乙近天都，连山接海隅。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由诗意判断，这肯定是一座很漂亮的山了。其实不然。山是普普通通的山，王维是别有用心罢了。据说，当年王维觉得位卑官小，很不过瘾，脑瓜子转了转，便四处宣布自己要“辞官归隐”。他还真的辞了，但却赖着不回山西老家，而是就近跑到终南山上休长假去了，并不时写点诗表表心志，造造气氛。这下王维名气一下子提了起来。朝廷一看，真是名人高士，好，请回来重用！但请了几次，王维都婉言谢绝。倒不是他不想，而是嫌官职不合胃口罢了。直到一年以后，让他做尚书，他才满意，这才半推半就下了山来。时人讽为“终南捷径”。
　　　　
　　这个故事当然也无法令我满意。无论文人一时的软弱，还是士子精心的投机，只是个例事件罢了，我依然困在原地，无法找到陕西精神血脉的历史源头。我知道，我走入了一个心理死角，困在四四方方的城里，自然无法找到活的源头。
　　　　
　　于是，我决定走出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