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地域文化(转载文学)

南方***

4
　　俱往矣，黄河怒涛里浑脱似箭的弄潮潇洒，黄沙弥漫中军刀饮血的战场嘶杀，黄土古道上驼铃悠扬的客商熙攘，如今已经成为久远的传说。寻找昔日的荣光，也只有风化的遗迹、退色的壁画以及残破的卷籍。曾经创造出奇迹的宁夏，本应掀开新的文明篇章，却不知何故，地域精神不再激昂勃发，地域文明竟陷入凝滞的尴尬。
　　
　　好多年前，本地一位作家，以惊人的想象，喊出了“出卖荒凉”的口号，并成功地运作了一个西部影视城。他将大漠落日、残墙断垣、枯藤老树、漫漫黄沙，以文字和影视的力量，将其一一包装，变换成个性的美学元素，也带来不错的经济效益，甚至还升格为宁夏的代表性文化符号。
　　
　　从商业策划上讲，“出卖荒凉”的创意是成功的，但就地域文明而言，又无疑是尴尬的。这片曾经拥有灿烂文明土地，竟沦落到出售自己伤疤的地步，怎能不叫人心伤？这个地方并非，也绝不能一直是“粗犷、朴拙和苍凉”。
　　
　　这片美丽的黄土地，不应一味地述说荒凉，是不是应去寻找、创造更体面、更自信的东西去宣扬？

南方***

省域系列之　青海神话

1
　　
　　青海的山，太过高贵，太过雄奇，便是神仙，也愿意选其当作栖息人间的领地。
　　
　　譬如在中华民族的创世纪神话体系中，横空出世的莽昆仑，便是神人交融的最初圣地。正是从这里开始，盘古开天辟地、女娲炼石补天，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王母临汉、黄帝创世，大禹治水、精卫填海……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穿过这些混沌的神话，开始普照华夏大地。
　　
　　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其最为世间所知，常引为故事者，有昆仑山与西王母”。千百年来，在老百姓的口耳相传里，昆仑俨然成为天下神仙的集聚地。而中国人对昆仑山的情有独钟，还在于他们一直坚信，躲在神话故事背后的，正是我们民族最早的祖先身影。巍巍昆仑，便是我们民族最早的发祥地，正所谓：“赫赫我祖，来自昆仑”。也正是源于昆仑的文化地位和创世功劳，古人特地尊崇它为万山之宗、河岳之根。
　　
　　这座装满了太多想象的神话之山，因为地理偏远，在古人心目中已近世界边缘，加上山脉长达2500余公里，宽130－200 公里，平均海拔5500－6000米的恢宏气势和伟岸英姿，使得古人油然产生“可望不可及”的敬畏之心。这座神奇的大山，承载着祖先太多瑰丽幻想以及人文性格的暗示。在某种情结里，昆仑也俨然成为中华民族的神话之源和精神之根。
　　
　　倘若揭开神话神秘的面纱，你会发现，这些可与西方古希腊神话相媲美的创世纪神话，并非空穴来风，恣意汪洋的想象力背后，是源于中华文明最古老、最生动的历史真实。对此我们不妨考证一下当年那位住瑶池、种蟠桃的西王母。
　　
　　她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知名度，大概也是最早的女仙。然而，她最初的形象，却很是不堪。如果按《山海经》“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善啸，蓬发戴胜” 的字面描写，西王母最初应是个界于半人半兽的女“怪”，而非仪态万方的神仙了。然而，如果不望文生义，而是深入了解，实地考证，你会发现另一个答案。这要从当地一种古老的习俗谈起。在青海河湟地区，土族至今还流传一种“跳於莬”的古老习俗。“於莬”就是老虎的意思。在“跳於莬”的过程中，舞者往往赤裸上身，并在身上涂满虎豹的斑纹，腰系红布，后打结成尾状物，并用白纸条将蓬乱的头发扎起，这一切都与西王母的“行头”有几份相似之处。而这种奇怪的装扮，只是远古氏族图腾崇拜的古老遗传罢了。据专家考证，西王母（王母娘娘）真有其人，不过不是神仙，而是距今3000-5000多年前的远古时期，青海湖以西游牧部落的一位女酋长。而《山海经》里关于“豹尾虎齿”的描述，可能只是一种部落流行的美容图饰罢了。
　　
　　西王母真实存在的另一旁证，便是现存古籍表明，自两晋到明清乃至民国，青海草原地区、昆仑山南北都有大量的女王部落存在（譬如有名的苏毗部落）。这大概也是先民女性崇拜的古老习俗吧。如今，在天峻县西南20公里处，一座独立的小山西侧有一口深十几米的山洞。据学者考证，这便是5000多年前西王母古国女首领的居所，名为西母王石室。早在《汉书·地理志》里，就在相关的记载：“金城郡临羌（今为青海省会西宁），西北塞外，有西王母石室，西有弱水，昆仑山祠。”而在海晏县金银滩草原上，也有西王母古塔遗址。另外，在格尔木市西部，还有一条东昆仑河，它的源头是一个叫“黑海”的湖，传说是西王母的“瑶池”。
　　
　　然而，拥有一个石洞和一洼湖水的西王母太过普通，便是可可西里和沱沱河沿、以及柴达木盆地小柴旦湖岸附近，被发现的大批旧石器以及各类被打砸烧击的化石、粟化石等，也都无法给人以足够的震撼力，更无法令人称奇。在后人的想象中，创世纪的历史本应更加完美和神奇。于是，神话开始不断演绎，西王母的形象，也渐渐从简陋走向华丽，从真实走向传奇。司马迁在《史记·赵世家十三》中记述：“穆王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他虽然没有对西王母进行直接描述，但从周穆王“乐之忘归”的态度判断，司马迁笔下的西王母，已经从一个似人非人的女妖“进化”成一位容貌绝世的神女了。而在非正史的《汉武帝内传》古籍里，赐汉武帝三千年蟠桃的西王母，“乘紫云之辇，驾九色斑龙”，已经完全幻化成仪态婀娜、伺仙如云，已经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姐姐了。
　　
　　不要嘲笑这些神话，不要小看这些传奇。人类文明的伟大，便在于我们除却拥有一个真实的世界，还可以创造出另一个诗意的精神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讲，西王母由似人非人的女妖到容貌绝世的女神的不断演变，恰是华夏民族心理积淀和文化塑造的精彩推进。
　　
　　于是，神话在不断演绎，文明也相随不断地进化。

欧***

我有一种说不出的疲惫与伤感。把这么多的祖先招来，看着他们济济一堂地汇聚在此，不知是应该欢喜还是伤悲，是骄傲还是羞愧。面对祖先亲切的目光，突然涌起压抑不住大哭一场的冲动。

南方***

　　2
　　与西方神仙谱系完全不同的是，中国的诸位神仙，并没有独立的神格体系和严谨的社会关系。人与神的界线相当模糊。也大概只有中国的老百姓，可以随意将人推向神位，甚至自己苦心修炼，都可以得道成仙。而中国人的想象力又太过充沛，现实与传说的界线，也往往被泛滥的想象力冲垮。中国的每一片土地上，也几乎都撒满了神话和传奇。
　　
　　自我意识的强健，使得中国的神仙，也往往会多带几份烟火味，中国的神话，也少了几份神性的庄重和严谨，多了一些人性的温暖和随意。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但凡一方百姓喜欢的人，往往都会被在自然不自然间被推上神的宝座，并附会以更多的地域传奇。譬如说大唐时的文成公主。当年，当她远嫁到（给）吐蕃的松赞干布，有很长的一段路程是从青海经过。于是，当地的百姓抓住难得的机缘，开始按自己的意愿演绎文成公主的青海传奇。譬如说那座著名的日月山。传说当年文成公主经过日月山时，看到山的东面一派繁荣景象，再看西面，则是一派“天苍苍野茫茫”的荒凉景色。她触景生情，突然想起自己的家乡和亲人。于是拿出日月宝镜，想看看繁华似锦的长安美景。又突然记起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一咬牙，便将日月宝镜摔在日月山上。当时的日月山叫做“赤岭”，因为文成公主这一摔，竟摔出一个纪念的新名字来。这个故事，自然是后人附会而来。如今的日月山两侧，修建有日亭和月亭，均为八角砖木结构，彩绘飞檐，具有浓郁的藏族风格。当地人如此虔诚，也只是为了纪念那位伟大的公主。
　　
　　而在日月山的西边，还有一条从东向西流的倒淌河。虽然河水倒淌的奇观，其实是受地势的影响自然形成，可当地人更愿意附会一个美丽的传说，说是与文成公主有关。话说当年，文成公主和亲入藏经过此地，从这里继续往西，就不能再坐轿子，而必须骑马才能进入草原。文成公主想到从此远离父母之邦，一去难返，不由流下眼泪。一路上，公主的眼泪竟流成了小河，从此，草原上就有了这条从东向西流的倒淌河。如今，当地依然流传着“过了日月山，两眼泪不干”的动人民谚。
　　
　　被推上神位之前的文成公主，还无法做到超然，她依然需要神灵的庇护和眷念。当她经过青南玉树县巴塘河贝纳沟时，发现这里溪流涓涓，林木茂盛，景色非常秀丽，加上当地藏族百姓的盛情款待，便决暂住下来消散心情。同时便令工匠、艺人在沟内悬崖峭壁上雕凿了大日如来等9尊佛像、大小佛塔和重要经文等数十处，并用汉文“亲自撰文著述其事”，以此方便和佛祖沟通交流，并求得心灵的安慰和神灵的保佑。70年后，唐蕃第二次联姻，当金城公主赴藏路过此地时，看到文成公主命随行工匠雕凿的佛像，颇为感怀，遂令侍从工匠和当地匠人一起维修庙宇，并赐名“文成公主庙”。而在当地藏族同胞的眼中，这两位宛若仙人的大唐公主，曾授予他们开荒种田、织布、酿酒、歌舞等技艺，又带来佛祖的庇护，可谓功德无量。在他们心中，也早已将两位公主纳入他们祭拜的神灵。
　　
　　千余年来，藏族同胞非常敬仰两位公主，常常千里迢迢来此顶礼膜拜，使得这座古老的庙宇至今香火不断，酥油灯长明。

南方***

　　　3
　　青海的神奇地理，好像颇适合神话的发育和成长。
　　
　　譬如位于共和县黑马河乡与石乃亥乡交界处，有一个藏语称作“窝博”洞的无底洞，当地人更愿意称其为神仙洞。洞口前的草地上有用碎石块砌成，呈方形的“多什乔”，是供奉神仙的天然吉祥物。而在“多什乔”的四周，遍布刻满经文的石片。虔诚的信徒认为，要拜青海湖必须先拜神仙洞。
　　
　　洞只是一个天然的溶岩石洞，但据说没人探到洞底，故称无底洞。关于洞底的探索，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说是从前人们曾经多次探索，都没有探清洞底究竟在哪里。于上有人想出一个办法，让一只羊驮上一条牛腿肉，再让一只狗驮上两捆青草，然后把羊和狗拴在一起，赶进洞内，看它们从哪里出来。当观察者徒行来到拉萨时，羊和狗竟也出现在拉萨。羊驮的牛腿肉，被狗啃光了，只剩了骨头，狗驮的青草，也被羊吃完了，只剩下了捆草的绳子。但故事到此也就不了了之，对于自然的好奇和探究，也到次为止，到头来，也只是以科学的精神平添一段有趣的传奇。每年春夏之交，许多信徒千里迢迢赶来朝拜，不是探察，也不是好奇，他们只是坚信，钻一次神仙洞，就能消除百灾，终生平安。
　　
　　而小说《西游记》里唐僧师徒四人取经回来，在通天河遭难落河后的晒经台，竟在青海也可以找到真实的“原型”。在通天河大桥南岸，有一块巨大的岩石，岩石上面平坦光滑，旁边有一古松，树上挂满经布，这就是有名的“晒经台”。如今，当地藏族牧民还会在晒经台周围，挂起经幡，垒起桑台，经常在此敬佛祭河。也许，在淳朴的牧民心中，故事的真实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信仰的虔诚。何况，信仰除却神圣庄严外，为什么就不能具备生动有趣的一面呢？
　　
　　世界就是如此得有趣，有时候，莫须有的神话就和现实一样“真实”，有时候，现实又如神话一般不可思议。譬如说位于乐都县城南21公里处马圈沟口的瞿昙寺，就曾经上演过一场“歌声退贼兵”的人间奇迹。话说清朝初年，正是瞿昙寺香火鼎盛之时，有一次，一股土匪突然包围了瞿昙寺，连续围困数天，想让寺内僧俗水断粮绝后不攻自破。随着时间的推移，寺内人心慌慌，情况越来越危急。这时，一位老汉率领大家唱起了“花儿”，歌声像风一样传向四面八方，在黑夜中越传越远。香客、脚户还有方圆几十里的人都被惊动了，大家用“花儿”应和，纷纷奔向瞿昙寺。歌声从四方涌来，响成一片，土匪贼兵愈听愈慌，在遍野传来的“花儿”声中，心理防线终是崩溃，作鸟兽散。从此，清静的寺庙敞开大门，每逢六月十五的庙会，寺里都会隆重举办“花儿会”，用歌声释放快乐，展示力量，并以此纪念一段不平凡的往事。
　　
　　这个故事里，护佑芸芸众生的佛祖，是不是在用某种机缘暗示尘世间也会蕴含巨大的力量？身为俗世中人，我们不得而知。但尘世间，人类真是可以拥有某种“超自然”的神奇力量。譬如青海湖畔的金银草原上，曾矗立着两弹基地的原子城，便曾涌动过惊天动地的科学力量。
　　
　　是的，许多神话背后，说到底还是缘于科学的力量。还如那个瞿昙寺，虽是传统的木结构古建筑，可六百多年来安然无恙，不怕洪水，也从不惧雷击。这一切都与传说中的瞿昙寺“有避水珠，水不能侵，有避火珠，火不能近”的神话无关，而是缘于古人的巨大智慧。使寺院免遭洪水之灾，是因为古人巧妙利用地势，选址得当，因为寺的靠山前地势开阔，坡度平缓，便于修建建筑物和排水，而且靠山与侧山之间各有一溪，一左一右按地势汇入瞿昙河，同时也就起着天然排洪沟的作用。关于防雷，则是缘于瞿昙寺靠山高两百多米，而寺院最高的建筑隆国殿则高26米，于是，主山就如一个巨大的防雷天线，以山顶为圆心，四周有一个伞形的保护区域，而寺院恰在这个范围内。
　　
　　如果尊重自然，并学会巧妙地利用自然，那么人类的智慧就会绽放出神奇的力量。若是不尊重自然，那么野心再恢大，愿望再美好，奇迹也会变成遗迹，神话将会变成笑话。
　　
　　五十多年前，在“人定胜天”精神鼓舞下，青海湖畔75万亩的上好草场变成耕地，而在上世纪90年代，为追求经济利益，环湖地区又大面积种植油菜，35万亩的草地又被人为开发成一片金灿灿的油菜花地。美是美矣，然而“美景”背后则是惨重代价，由于开垦的水浇地面积越来越大，人类与青海湖争夺入湖水源，使青海湖入湖水量年年锐减，直接造成青海湖水位下降。而为了浇灌耕地，又有大部分河流被人们筑坝截流。据资料显示，现在注入青海湖的总水量比20年前减少了60％。如今的青海湖，湖畔风沙一年胜于一年， 187万亩（每年以近3万亩的速度继续扩大）的沙化地，使其成为青海省继柴达木盆地、共和盆地之后的第三大沙漠化地区。面对这样的“人造奇迹”，除却失语还是失语，除却忧伤还是忧伤。
　　
　　据说这个很不富裕的省份，现在每年要投入数亿资金，启动退耕还林还草、沙漠化治理、天然草地恢复等一系列的“人退湖进”治理措施，除却慨然一叹，还是不知该说些什么。
　　
　　精神的世界里，想象力恣意些倒也无妨，可在现实的世界里，还是少些这样的疯狂。

南方***

省域系列之　巴蜀文化男女

1
　　
　　巴蜀之地，自古有“天府之国”的美称。这块丰沃的红土盆地，尤如一美丽的地母，用灵川秀水为汁，以厚土茂林为食，孕育出极其悠久灿烂的历史文明。远在周时就建有巴子国，而后秦灭巴设立三郡，并责李冰父子修筑都江堰，此后，巴蜀文化经济日益繁荣发达。到三国时期，诸葛亮平蜀定川，辅佐刘备在此建立大蜀政权，三分天下。自此，巴蜀文化开始渐成气候，独树一帜，名扬天下。
　　　　
　　记得《三国演义》里有一出司马懿与诸葛亮斗智的故事。说是亮派人送给懿一套妇人衣，饥笑他陈兵不战的懦弱。亮的这套做法,非常暗合中国传统读书人杀人不见血的“阴毒”之道。“气死人不偿命”是历来“精神被阉割”的读书人绕来斗去的心理底牌。而且乐此不疲地把玩了千年,依旧爱不释手。不管你如何看,反正我是不喜欢这一点。相对而言,同是读书人的祢衡,击鼓骂曹的血性和直爽，我觉得更可爱些。
　　　　
　　在三国志的群英谱里，无论横槊赋诗，壮心不已的奸曹操，还是雄姿英发，心高气傲的帅公瑾；无论赤面美须，夜观春秋的忠关羽，还是豹眼虬髯，粗中有细的猛张飞，个个都算得上人格茁壮，性情勃发，可爱至极。我独不喜欢的便是那整天哭哭涕涕的“大耳儿”刘玄德和这个“智几近乎妖”的诸葛亮了。因为他们太压抑了，太“完美”了，考虑着一切，为一切活着，独独忘了自己。躲避或刻意消蚀自我的人，必然没有平常心，最终的结果便是在自觉不自觉中被抽象、模糊成一大堆事件或象征符号来。至今我们说起刘备来，除了记得他长得怪模怪样外，便不外乎“三顾茅庐”及“假摔阿斗”的故事。而今人引用，也是看重故事背后礼贤下士、收买人心的政治智慧，至于这个人物的真性情，却被捂得严严实实，不知其可。他活着好像就是为“恢复汉室”，立不世之业的。纵观他的一辈子，诚惶诚恐，瞻前顾后，左右权衡，步步为营，活脱脱一个“政治动物”罢了。我对他唯一佩服的就是“政治心理学”学得好，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登峰造极的地步。
　　　　
　　那位高智商的军师诸葛亮，自然比他的“老板”聪明得多，只可惜有个“正统”、“报恩”的心理死结，为了一个人的最后“指示”，把大半辈子的精力与才华都用在徒劳无功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频频战事上。这样的忠臣，统治者喜欢得紧，而普通老百姓，也多是惊叹其“呼风唤雨”的神奇本领，并继而以“神”崇拜。至于这仗值不值得打，自己的小命要不要紧，就算不上个事了。反正丞相要打，自然有打的道理。便是至今，还有许多人从各种角度，论证“七出祁山”的必要性及正当性。这个话题留给好事人继续辩论去吧。我更在意的其神化背后的“非人性”悲剧。自出茅庐以后，诸葛亮便一直处在焦虑与哀叹中。他殚精竭虑地盘算着，小心翼翼地筹划着。高度紧张的生活，使这样一位具有高度才华的读书人，竟没时间或心情写几首诗。留传后世的竟是他公文性质的前后《出师表》，便就是这样的公文，也足以傲视文林，但愈是如此，愈令人感叹万千。我们都知道诸葛亮的儿子不太争气，“子不教，父之过”矣。他是个好丞相，却绝对不是好丈夫，好父亲。唯一能责怪的便是他太“爱国”了，把过多的精力放在政务上。牺牲家庭和孩子，好像也是在所难免的事。
　　　　
　　然而，我总以为，“多情从来真豪杰，怜子何如不丈夫？”他同时代的曹操就比他练达得多。戎马倥偬，把玩权术之际，即兴饮酒，恣意赋诗，竟也拣了个文学家的称号。老曹更懂得享受家庭生活，他疼老婆爱孩子，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读史你会发现，在许多细节方面，曹操更具人情味。《让县自明本志令》中，他曾对妻妾说：“顾我万年之后，汝曹皆当出嫁。”这是何等胸怀，何等气魄，此等英雄本色，令人不禁肃然起敬。与他的潇洒豁达相比，我们的孔明先生，就太压抑、太可怜了。他恐怕后半辈子畅快淋漓地喝一次酒的机会都很少。于是，我情愿相信，他搞八阵图，他教百姓织锦，他钻研发明连弩，他设祭坛呼风唤雨，多多少少都有“游戏”的成份在内，不要把任何事都非要归纳于为民造福，军事谋略的大道理上（我不否认这方面的价值），他太累了，为什么就不能给自己找个乐，轻松一下呢？

南方***

２
　　　　
　　在某种程度上讲，正是刘备、诸葛亮这两个“非常”人，奠定了巴蜀文化的精神气质及人格走向。刘玄德长于政治智慧，喜欢心理暗示，从而影响造就了川人“耽溺论争，酷爱雄辩”的群体特征。他们往往以“卫道士”或“激先锋”自居，在两个极端上自由徘徊，引经据典，以滔滔之势压人以哑言，冷嘲暗讽，以妙语佳趣伤人于无形。无论行文志趣，还是人文作派，都是典型的政客风格。按林语堂先生的话说，川人都有做律师的天赋。
　　　　
　　诸葛亮则以行动来影响人。他以文人特有的细心及难得的耐心，对当时的土著居民，授之以技，示之以义，驯服其野性，改造其文明。如今，蜀锦、蜀绣、蜀笺，都以精细绮丽，典雅秀致著称，这自然都与这位精致的老先生的努力分不开。这种“精致”文化，已经深深植入川人的日常生活中。无论是街头店面招牌，堂内家居摆设，还是菜肴精做细切，女子施脂抹粉，都能领略这一“精妙”的千古遗风。
　　　　
　　
　　川人对于美有着特殊的品位及喜好。他们大多喜欢鲜丽、明快、对比强烈的颜色，钟爱复杂精妙的图案。许多大红大绿的东西，在他们手中稍一摆弄，便洗尽俗气，变得极其可爱。那“花团锦簇”的繁琐，竟也成了智慧与技巧的象征。这种社会氛围派生出的“文化”，也随之平添了几份明快及亮色，多增了几许气势和底蕴。川人的文章，多以辞藻华丽，气势如虹取胜。读他们的文章，如游巴山蜀水，云缈雾绕，似食重庆火锅，畅快淋漓。若是细观，便如蜀绣，漂亮的字句令你眼花缭乱，俏致的文意让你一惊三叹。恕我不敬，这样的文章，我私下总以为有才情过剩，卖弄张扬之嫌。《北梦琐言》记载，唐朝有个叫符载的四川人，“有奇才”，一次长官叫他撰写斋词，他先喝几杯酒，然后“命小吏十二人捧砚，人分两题。缓步池间，各授口占。”敏速如此，自然厉害，只是如此“铺张声势”，未免有些太夸张了。
　　　　
　　
　　巴蜀文化，历来又以浓浓的鬼气著称。好好的人不做，竟要做鬼，我想是有原因的。
　　
　　追溯其根源，一方面与当地的民间特质有关。众所周知，巴山蜀水，鬼斧神工，云雾缈缈，是很容易令人联想起鬼神来。千百年来，民间传说，楚辞汉章，多有类似记载。这样的地方是很容易对天地产生敬畏之心及宗教皈依情感的。偏远地带，多是盛行如傩一般的原始崇拜及鬼神文化，而在开化之区，历来佛道盛行。乐山市就有一座全国最大的石刻大佛。试想，当年没有特别的激情，是没办法完成这个巨大工程的。如此这般，各类文化混杂，相互影响，鬼神情结便在川人的心目中扎下根来。其精神脉络里也依然残留着原始的野性及派生出来的奇思妙想。川剧中那些浓烈夸张的脸谱，便是这一精神特质的远古遗传。
　　　　
　　另一方面，则与道教文化的心理显象有关。如你所知，诸葛亮就喜欢披头散发，装神弄鬼。你我也知道，他便是不摆祭坛，风照样会刮，雨照样会下。千百年来，诸葛亮在老百姓心目一直是个神化了的“智近乎妖”的偶像，而蜀人更是倍感骄傲，将其迎上精神的祭坛，顶礼摩拜。甚至有意无意间加以仿效。许多巴蜀人就痴迷易经八卦，喜欢事后分析详解，以给人料事如神的感觉。
　　　　
　　我一直以为，道教在巴蜀文化里有着巨大的影响力。道教崇尚玄学，爱机辩，提倡及时行乐，追求空灵飘逸。四川文化界两个有名的人物代表：李白与苏东坡，都与道教有着分不开的机缘。这两个人的精神特质，都以旷达、风流、洒脱的道家风范著称。号为谪仙人的李太白，其诗作就多有飘飘欲仙之感。而东坡居士，也总想乘风归去。蜀中学士，正是受其影响，都期望能写就“蓬莱”文章，只可惜功力不够，机缘不到，既不可以“惊天地，泣鬼神”，又鄙视凡夫俗子的文章，就只好扮鬼，以虚无缥缈的灵异鬼气，吓吓世人，装装门面。
　　　　
　　而巴蜀最具“鬼”气的人不是读书人，而是土皇帝张献忠。这小子杀人成瘾，极尽变态，真到了“杀人如麻”的地步。《明史纪事本末》上记载，他创造了许多杀人的名堂，譬如派遣将军们四面出击，"分屠各州县"，名曰"草杀"。上朝的时候，百官在下边跪着，他招呼数十只狗下殿，狗闻谁就把谁拉出去斩了，这叫"天杀"。他想杀读书人，就宣布开科取士，将数千四川学子骗来杀光。我想他绝对是个唯物论者，不怕鬼，要不早被恶鬼缠死了。如今，在成都绍成公园的亭子里，还有一块当年他所立的七杀碑，上面刻书：“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德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这样的恶人，纵是与成千上万的鬼沾边，也与四川的读书人无关。蜀中秀才多自诩为鬼才，自然不是这个意义上的“鬼”。读书人的鬼气，是一种特别的文化气质，是与大师的仙气比而下之的自我界定。这种气质影响下的文章，求奇求险，求空灵求生动，求义理之绝妙，求回味之无穷。同时，它也影响了文人本身。巴蜀的文化人便多以特立独行，愤世嫉俗，狂傲不羁的形象著称。巴蜀的老百姓也认同，喜欢这种“鬼”气。赞汝为鬼，便是夸你与众不同。我们现在都知道文艺界有个四川的鬼才魏明伦，文章艳丽得很。而在他千年之前，蜀地便生活过五个如他这般的同乡，这就是有名的后蜀五鬼：欧阳炯，鹿虔（户衣），毛文锡、韩琮及阎选。
　　　　
　　五代时期，文人词作多以香艳体著称。而最浓艳、最直露的文人群体，当属前后蜀。这些鬼才，自然也带着浓浓的脂粉气，成了不伦不类的胭脂鬼了。这些后蜀文人的作品，其香艳，其浓软，已到了无可复加的程度。这种文化现象自然与当时的“领导”品位有关。《五代史》记载，前蜀开国皇帝王建，“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里人谓之‘贼王八’”。这般人物，文学鉴赏水平自然可想而知。而他的儿子王衍，更不是个好鸟。一次游历青城山，命宫女衣着都画云霞，又令宫女穿着宽松的道袍，簪莲花冠，浓装艳抹，叫做“醉妆”，他自己跟随在后，夹着檀板哼哼唱唱：这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那边走，这边走，莫厌金杯酒。想想看，在这样的皇帝领导下，文坛之风能好到那里去？于是，宫廷民间，花下月前，处处充盈着欢致腻语，醉生梦死的香艳词作。
　　　　
　　也许内容限定的贫乏，使得这些文人只能在表达形式上去较劲。他们讲究辞藻富丽，转承精妙，并美名曰“神艳骨清”。这种“除表写无可学”的形式主义风格，至今影响尤存。巴蜀文士，写东西多讲究谋篇布局，下笔也总是洋洋洒洒，读起来更是朗朗上口。然而，很多时候，你不知道他要说些什么，虽然他的态度看上去很鲜明。
　　　　
　　这种脂粉气的另一个遗传影响，便是文化性格上爱端架子，使性子的“妇人心”。巴蜀文人历来就有强烈的表现欲及媚俗倾向。而这恰是极不自信的心态与强烈的自恋情结混合的矛盾产物。而四川文坛上的诸多事非，多是缘此而起，而发，而热，而闹的。
　　　　
　　年前，有一位香港天王级的人物刘德华拜师学习川剧变脸艺术，一时全国新闻媒体竟相报道，传为美谈。这本是件好事，却不料一波三折。一方面巴蜀人心里极其欢喜，却又放不下“正统”的架子，便决定买买关子：“一会儿说变脸是国粹，应该大力发扬，让其走上世界。过一会儿又说那是川剧界的集体财富，要研究决定，此前的个人收徒无效。”真是莫名其妙。近日又听其新闻，说是聘请刘德华先生为客座教授，并正式注册其为该校学生云云。这个事件便是这种矛盾情绪特征的最好注解。
　　　　
　　鬼气阴柔与脂粉艳丽的交融混杂，地域偏狭及才情过剩的矛盾对抗，使得四川文士唯有冲出巴山蜀水，海阔天空里，才显风流才子真本色。若迷困在层峦叠嶂间，沉醉于芙蓉美酒里，血性难抑，郁气难出，自然就会变得爱撒泼逞强，装疯卖傻，便是狂傲，也是有天没地的，不象个成熟男人。这样说来，不免有打击面过宽之嫌。何况，四川的血性汉子也举不胜举。不谈宋玉，不说苏李，便是念天地之悠悠，独沧然而涕下的陈子昂，堵枪眼的战斗英雄黄继光，就已经令我们对四川男人五体投地，肃然起敬。
　　　　
　　当然，我对巴蜀的女子，抱有更大的好感。清山秀水不但赐予她们“冰肌玉骨”的俏丽容颜，而且也赋予她们柔中带刚，机敏聪慧，爱憎分明，敢作敢为的性格。最要紧的是，她们把“女人”二字描画得特别到家。
　　　　
　　我想这自然与她们的精神偶像巫女有关。在巫山县东南，立有线条动人的神女峰，在那似隐似显的神秘面纱背后，有一个极其动人的爱情故事。相传战国时,有个叫楚襄王的，年青帅气，爱好文学，曾很浪漫地筑了一座精美楼阁：梦台馆。某日，馆中午睡，梦见一绝色丽人，自称是“朝为云，暮成雨”的巫山神女,二人极尽欢快之事。这个故事浪漫得紧，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故事中巫女竟是主动追求者。这个偶像自然给予巴蜀姑娘无穷的信心及力量，使她们比别的地方的女孩子更大胆，更开放，更热烈。然而，群体人格的形成，除了一定的精神坐标外，更多是与周围的环境影响分不开的。就巴蜀女子而言，如此大气性格的造就，绝对与她们长期在经济活动中占居主导地位的现实分不开的。
　　　　
　　《诗?东山》云：蜎蜎者蜀。蜎，桑蚕也。从“蜀”的本义我们就完全可以判断出，四川天时地利，非常适合纺织业的发展，而且也必然在当地的经济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否则就不可能以此命名了。而如你所知，无论是采桑喂蚕，还是织布纺锦，女子都比男性要灵巧得多，贡献也必然大得多。因此我们可以大胆猜想，当时的巴蜀女子，无论家庭，还是社会，其地位都必然受到相应的尊重。经济上的主导地位，不但激发了女性自信，也促进构筑了女性强健的人格。巴蜀女子自主坚强，敢作敢为的性格特征，在追求爱情上的表现尤为突出。与中国传统女子自轻自艾、弱病幽怨的形象相比，她们更健康，更明朗，也更具浪漫色彩。
　　　　
　　前蜀时的宰相韦庄就曾写过一首《思帝乡》，把巴蜀女子这般心态，这样性情描写得淋漓尽致，活灵活现。词里说到：“陌上谁家年少，足风流？妾拟将身与，一生休。纵被无情弃，不能羞！” 如此情有独钟，这般义无反顾，是何曾畅快，何曾大胆！被这样的姑娘所爱，真是羡煞人也。

南方***

　　3
　　　　
　　其实，在她近千年前，就有一位比她更大胆、更有名的同乡了。这就是文学史上传为佳话的当垆小酒娘卓文君了。初，模样溜溜的文君妹，是一位年轻俊俏的小寡妇。其父卓王孙，是当时临邛县的超级大富豪。他日，人才溜溜的司马相如郞，有缘一见文君妹，惊为天人，知其“好音”，遂以“琴心”挑之，逗之。这位公子，貌似潘安，才比宋玉，端的一个棒小伙，美中不足就是家里穷。如你所知，以前门第观念相当严重，文君的老爸老妈自然一百个不愿意。但这两个小人儿爱得发痴，爱得发狂，竟私下合计，收拾了些金银细软，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晚，跑到成都，寻找他们的幸福去了。
　　　　
　　私奔，在当时是需要付出很大，很大勇气的，特别是像文君这样的“豪门”家庭，会面对更多的压力与挑战。以当时他老爹的势力及眼线，能成功逃脱，足可以判断他们的智商绝非常人可比。话说老俩口获得消息，知道木已成舟，无可挽回。但也一时咽不下这口气，便声明断了父女关系。就看这两个小人能折腾成什么样。
　　　　
　　带出来的钱自然有限，成都又是高消费，为了维持生计，小两口一商计，决定回到相如的老家临邛开一家小酒馆（如今，在四川的邛崃县，还有一口文君井，相传正是当年酒馆所在处）。文君，正如现在大多姑娘一般，不喜厨艺，说是怕油烟损了皮肤，菜刀伤了手指。但自言擅长公关，适合担任前台经理兼帐房总管的职务。唯一的要求就是每月要有两贯脂粉钱及一贯零食钱，帐入店面装潢费用及招待费用。而司马呢，因为家里有“惧内”的传统，从小就练了一手好厨艺。又不善争辩，只好在“家庭分工，能者多劳”的原则下，脱去袍子，挽起袖子，杀鸡宰羊，择葱剥蒜，蒸煮焖烧，煎炒烹炸，做起后勤总管兼首席厨子来。
　　　　
　　由于文君长得漂亮，又保养得法，据说天天都要用家酿的老陈醋（用的是老山西的秘方）薰面，每天还要小老公用“旋风快刀手”切一碟细匀的嫩黄瓜片，备来美容。这般如此，自然是“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加上司马的祖传手艺，周边上至达官文士，下自乡民野夫，都赶来“赏月”捧场，小酒馆的生意因此火得一塌糊涂。天下没有不疼自己孩子的父母。文君的老爸本是想给他们一个下马威，却不料这小两口真有办法，只好收回成命，让他们回家，认了这野女婿。司马本就是有名的大才子，写得一手好文章，老丈人又有钱有势，稍一活动，顿时名满天下，至此，皆大欢喜。
　　　　
　　这里需要补充一个细节。《史书》记载：“相如自著犊鼻裈，与保庸杂作”，而据服饰专家考证，这“犊鼻裈”相当于今天的三角裤。当然，相如兄这般打扮，并非追求性感，我想多是与蜀地湿热的气候有关，那时许多川地农夫都是这般打扮，图凉快，干活也方便。当然，另一个可能就是穷。如你所想，有钱有势的绝不会这付打扮。
　　　　
　　读书人穿三角裤，坦胸露腚，可算是斯文扫地，但想想“生计是硬道理”，再想想漂亮的老婆，司马也随之释然了。据我考证，司马当时也有一袭文君亲手缝制的长衫，不过由她亲自保管，只有外出时，获请批准后才能穿。文君给老公的理由是：“古来洗浆缝补，衣裁箱存，多为妇人事。今家穷室陋，衫长料贵，为君之袍服，妾不施脂粉，不近零食，计已百余日尔。若君恣意穿之，或下厨为油污，或小睡为鼠啮，或入厕为贼窃，妾所深患也。今内室备净（酒）坛一，袍收其里，为君藏之。每逢君出，妾必熨之浆之，以袍之光鲜衬公子英姿，以衫之洁整亮君子风范。虽劳之，妾不敢辞也。”这般文绉绉的“体己贴心”话，很投司马脾气，令其大为感动。他声称坚决服从夫人指示，二话不说，脱去长袍，就乐颠颠地光着屁股下厨劳作去了。据说后来还题献《贤妻赋》一首，可惜失传太久，已不可考。
　　　　
　　然而据文君在《与堂妹书》中“交流驭夫经验”时所言，她控制“着衣权”的最根本目的是防止老公胡来。如你所知，司马年轻帅气，文才又好，对小姑娘是很有杀伤力的。不过，那个时代，只有三角裤而没长衫的读书人，是绝没有勇气外出偷情的。文君“驭”夫有方，其驭夫术也因史书记载，流传千古。如今，巴蜀女子善持家，喜理财，巧言语，精驭夫，都已不是秘密，也算是文君遗风吧。

南方***

4
　　　　
　　巴蜀女子的优点还不单单如此，她们不但能下了厨房，做了帐房，上了庭堂，若要与男子比肩赛学问，也没有丝毫问题。才女薛涛的故事便足以为证。
　　　　
　　这位美丽的姑娘，应算是地道的四川人了。父母因安史之乱从西安流落成都，后在那儿定居并生下她。薛姑娘自小便兰心蕙芷，冰雪聪明。不幸的是，父亲在她十四岁那年就早早离开她。迫于生计，无奈做了诗妓，就是那种陪酒陪歌陪玩不陪睡的高级“交际花”。
　　　　
　　据说，当时的省部级官员（兼军区司令员）剑南节度使韦皋读了她的诗，大为折服，认为是稀世罕有的女才子。因为爱才，竟一时忘记尊贵的身份，很认真地准备奏报“中央”，请求让薛涛担任校书郎官职。但身边的秘书提醒，红裙入衙，有失官家体统，荐妓为官，自损领导形象。韦老头子转念一想，觉得不无道理，心渐渐涼了下来，这事也就不了了之。　　
　　　　
　　如你所知，大唐是中国最开放的一个朝代，只可惜经过安史之乱，元气大伤，领导层做事自然缩手缩脚。若是老大妈武则天做女皇那阵子，出个女校书自然不在话下。可惜，薛姑娘生不逢时，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不过，韦皋曾赠诗道：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下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就算是口头褒奖吧。
　　　　
　　一经高级官员题诗称道，薛涛的名声不仅传遍了蜀中，而且很快就全国皆知。当时许多著名人士，如白居易、张籍、杜牧、刘禹锡等，都与她有诗文酬唱，薛涛也因此而名垂青史。作为一个诗人，她是成功了。但作为一个女人，她却很不快乐，有着难言的寂寞。按理说，如她这般以交际唱和为职业的人，是不应该相信爱情的。可惜的是，她是女人，所以她需要爱情。正如所有的川女子一般，一旦认定投入，便会义无反顾地在爱情的独木桥上走一遭。那年，她因为官场应酬，碰上一个叫元稹的小白脸，并立马爱上了他。那时，她已经是四十好几的老姑娘了，而她的小情人比她足足小了十一岁。这样的结局自然可想而知。小白脸很快就找了新相好，把她抛弃了。对这样的结局能说些什么呢？巴蜀女子的词典里绝没有“后悔”二字。爱就爱了，散就散了。还需要说些什么吗？
　　　　
　　后来，心死如灰的薛涛，披起道袍，在江畔的一座楼上过起隐居生活，洗尽铅华，抛却虚名，终日闲坐，看千帆竞过，看斜晖悠悠，爱不再来，肠也就不会断了。多年寂寞后，65岁的女道士终于安静地走完她的余生，去了另一个未知的世界。好友白居易题诗哀悼：“独坐黄昏谁作伴，怎教红粉不成灰？”这只是他的个人意测，我更情愿相信她生命的最后几年已经修成正果，心如止水，不再为情所恼，为爱所伤。
　　　　
　　如今，锦江岸畔有一座为她而筑的望江楼。楼上有副楹联：古井冷斜阳，问几树枇杷，何处是校书门巷？大江横曲槛，占一楼烟雨，要平分工部草堂。小女子的诗才竟可与大诗人杜工部相提并论，可算莫大荣耀，那缕淡如青烟的寂寞孤魂，不知又作何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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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好像永远摆脱不掉其性格的宿命，过多的情感不知释放何处。相夫教子是大多女子的理想境地，为一个男人活着，或为多个男人活着（相夫、教子、养老）也是千百年来大多女人的现实归宿。便是自由些，执着点的如薛涛辈，跳出这个怪圈，试着以男人的方式洒脱生活，苦撑多年，却在一个小小的诱惑下旋即又心甘情愿地跳回，等再挣扎地爬出来，竟将情欲一刀斩断，绝了是非，可也毁了自己。女人永远不能像男人那样生活。这是造物主的安排，谁也无法改变。
　　　　
　　她们是绝对的现实主义者，只关注眼前，并以为看到的就是现实，看不到的就等于没有发生。多少爱情悲剧，不正是缘于女人太傻太痴的缘故么？然而，许多国家悲剧，民族遗恨，实在不应该把缘由全部推及“红颜祸水”。虽然他们的统治者也正是犯了这种“短视”的错误才导致亡国灭种的。祸水论者往往会理直气壮地列出一长串相对应的名单：纣王与妲己，周厉王与褒妃，唐明皇与杨贵妃，宋徽宗与李师师，吴三桂与陈圆圆等等。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说这些女人是无辜的。她们都是属猫的尤物，乖巧灵透，毛茸茸的温顺总是令人“见而怜之”。这种温顺会酥了你的骨，迷了你的眼，甚至能把一只野老虎驯化成一只大雄猫。对此，我们又能怪些什么呢？能怪，能恨的就是那些不是男人的“雄猫”君主了。
　　　　
　　我最后要说的就是这样的一位“猫科”皇后花蕊夫人了。这位皇后的老公便是后蜀的皇帝孟昶。实事求是地讲，他的老爹倒是一位老虎级的英雄，深谋远虑，苦心经营，终于造出一个太平盛世来。传到小孟手上，已是“十年不见峰火，不闻干戈，五谷丰登，斗米三钱，都下仕女，不辨菽麦，士民採兰赠芬，买笑寻乐”，真可谓人间天堂矣。然而，这小子不争气，生下来就是一只只会发情的公猫，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五代史》记载，孟昶的骄奢是出了名的。当时宋军拿下成都后，竟把他的溺器（夜壶）也献给宋太祖。这夜壶可不一般，“以七宝装之”，焉能不稀罕？由此可想而知这是一位什么样的混蛋君王了。
　　　　
　　孟昶最好的宝物自然不是溺器，而是“花不足以拟其色，蕊差堪状其容”的花蕊夫人……费贵妃了。唯有一副好皮囊是绝对算不上绝色美人的。这位夫人不但貌美如花，而且才智过人，吹弹唱跳，谱曲编舞，都不在话下，尤善舞文弄墨，作诗应对，孟昶又偏好此风雅，这般尤物，岂能不爱？更难得的是，她还是个饮食专家，烹饪高手呢。针对孟昶挑食厌食的毛病，她别出心裁，发明了一道以净白羊头为原料，用复杂工艺精制而成的“绯羊首”（又叫“酒骨糟”），把来进御，风味无穷。另外，她还研制出以薯药、莲粉为底料的“月一盘”，清香扑鼻，味酥而脆。想想看，这般妙人儿，谁能不爱呢？最后搞得那位手提棍棒，打遍十八军州无敌手的赵匡胤心也痒痒，手也痒痒。便发来大兵，直逼蜀境。大军压城，小孟慌了手脚，无可奈何，只有写了降表，乖乖同美人一起做了宋军的俘虏。没过几日，便羞愧而死（另一说是被老赵毒死的）。
　　　　
　　在开封的大殿上，那姓赵的大汉以胜利者的姿态，命花蕊夫人做诗一首，谈谈投降的感受。本意是想羞辱她。不料夫人不急不慌，不卑不亢，沉着吟道：
　　　　
　　君王城上树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
　　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这首至今读起也叫巴蜀男人汗颜的诗作，令宋太祖大吃一惊，想不到弱女子竟有这般铮铮钢骨，继而肃然起敬，再而产生无穷爱意。后来，便纳这位夫人做了贵妃，很是宠爱。
　　　　
　　这本是一个圆满的结局。公猫换成一头雄狮，倒也无妨。花蕊夫人可以继续过她精致的“猫科”生活，研究她的食谱，编排她的歌舞。然而，也许太招摇了，或许是太美丽了，竟不知为何惹怒了不懂“怜香惜玉”的赵光义（皇帝的弟弟），在一次打猎中，趁乱以误射的借口了断了一缕香魂。这般出乎意料的结局，真是令人嘘唏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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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域系列之　墨迹徽州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徽州以徽商经营而发达，却以文人志趣来闻名。
　　　　
　　也许是缘于徽州还出过程、朱两位儒学大师的影响，徽州商人格外钟情程朱理学的儒家教义，正所谓“虽为贾者，咸近士风”，可以说徽商是最具传统文人气质的一个地缘性商业群体。正是因为如此，他们对于“家园”的建设，或是那些古民居，或是那些大祠堂，或是那些石牌坊，都少了些张扬，多了点儒雅，其选址理念、建筑风格、局部雕饰，无不打上深深的“士”文化烙印。
　　
　　而正是这种独具特色的徽州文化，用黑白两色，淡雅笔触，勾起多少乡土的情思，描出多少文化的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