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煮酒论史]--地域文化(转载文学)

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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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西安不是陕西的全部。不能因为一味沉浸在帝都的繁华与历史的迷宫中，便忘了它四面八方，还有许许多多的沟沟洼洼和黄土疙瘩。
　　　　
　　站在关中平原，展望八百里秦川，黄土漫漫，四野茫茫，顿使人产生无限苍凉之感。面对这片土地，不要悲叹，不要说穷。谁也别笑话谁，我们都很穷，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我们还没有资格悲叹。在此，我只想吼几句秦腔，那怕既不成调又不成样。长啸，那是需要洁净的天空和安静的旷野。而在西北风里，你只能吼，吼醒这天，吼动这地，吼破这无边的荒凉，吼尽那难言的迷茫。
　　　　
　　陕北高原上，我听见也有人在吼，但比我要悠然得多，嘹亮得多，颤颤悠悠，一线几乎扯到天上。我知道，那是《信天游》，那一嗓子的干扯，不但扯到天上，也把我扯进那个离我们并不遥远的年代。
　　　　
　　“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小米饭养活我长大”，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去读贺敬之的《回延安》。但我知道，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曾经彼此给予的感动与帮助，已经成为风干的历史，偶尔，会在几个老人回忆的眼泪里，漫漫泡开，却又很快地风干。
　　　　
　　红色，圣地，革命，这些陌生而熟悉的词，曾经意味着血与火，也曾经代表着美丽的理想和真实的生活。
　　　　
　　七十多年前，陕北的高原上，曾来过这样一支奇特的队伍，行装破旧，但精神却非常饱满。他们总是充满激情地贴标语，做宣传。而且，他们亲切地称你为老乡，而你却不需要恭敬地回之“老总”。朴实的农民第一次有了被尊重，被重视的感觉，麻木的心也渐渐热乎起来。后来，又分了地，发了枪，说要抗日，说要革命，还说要建设一个新中国。想想看，没有战火，没有压迫，没有饥饿，多好。
　　　　
　　这个理想很快传遍了全中国，于是，在闪闪宝塔的指引下，延安来了许多朝气蓬勃的年青人。是的，就为了一个滚烫的字眼——理想。理想，在每个时代都有其特殊的含义，那时，它叫共产主义。来到延安，就是要过有意义的新生活，就是要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实现那个伟大而美丽的理想。
　　　　
　　今天，我们对于那段红色的历史，总有一些莫名的反感和几乎神经质的嘲笑。这是那个“伟人手一挥，大家万众齐心闹革命”的疯狂留下的恐惧后遗症。曾经伤过，痛过，但终究要站起来，继续勇敢地走下去。对于过去，要彻底地否定某些东西，但也要理性地肯定一些东西。不负责任的否定，是人性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哀。无论如何，我们都没有理由嘲笑那些为理想奋斗，流血流汗，甚至献出生命的人们。对于那些为理想，为真理而死在监牢里，死在战场上的烈士，我们应有起码的尊重和深深的敬意。如今，每年的清明节，还有一些学校会组织学生去烈士陵园扫墓，只是行动本身早已僵化成一个可怜的仪式。很少有人告诉孩子们，除了口号，我们来此看望烈士的真正意义。
　　　　
　　人性总是有脆弱的一面，政治理想在实践过程中，偏差可以容忍，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一旦失去理性平衡（通常表现为机构间的相互制约），失去自我约束，理想执行者暴露出“想当然”的非理性（甚至病态）弱点，最终只能事与愿违，甚至造成可怕的灾难。这样的“学费”，我们已经交得太多，太昂贵。
　　　　
　　当年，列宁乐观地指出，资本主义是人类发展史上必然经历阶段，但我们可以跳跃式地前进嘛。在老大哥帮助下，倒也是跳过去好大一部分。但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巨变，最终又扑嗵扑嗵落水，灰头土脸地游回对岸。如今，那些回到对岸的小兄弟，日子也不见得好过，便是老大哥，也元气大伤，疲惫不堪。对此，有些人会拍手叫好，但我们不能，任何有良知，有头脑的人都不会。
　　　　
　　邓公曾告诫我们，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个复杂的政治改革课题，也是一个博大而深刻的人文命题。八十年代，新加坡改革顺利，经济效果显著，于是骄傲宣称，他们走的是“第三条道路”，并致力在国际上宣扬所谓的新儒家主义。但泱泱中华大国，千头万绪，改革绝非一条新道路，一个好主义就能解决的。
　　　　
　　“中国的事情难办呀。” 一位政治家叹曰。但难办也要办啊。只要我们不放弃理想，不放弃思考。鲁迅先生曾说：走的人多了，就便有了路。是的，少些无谓无聊的争论，少些自以为是的评判，还是想想如何走好脚下的路。别想捷径，别想跑步，也别想跳跃，更别轻易改辙，中国经不起这样那样的折腾。中国的大车需要缓慢前行，我们需要一条平坦的道路。只是要记得，忙着修路的同时，也要注意车的维护呀。
　　　　
　　再次遥望那座宝塔，红星已经隐去，塔身却依然坚挺。猛然醒悟，理想的脚步，总是反反复复，走走停停，但只要执拗点，坚持住，光明还是有的。也在这一刹那间，我发现陕西人最可贵的品质也正在于此。想起汉时司马迁的苦愤勤书，想起唐时玄奘的荒漠孤影，想起路遥枯灯下的呕心沥血，想起老贾静室里的默念幽悟，一丝丝会意的微笑，顺着我的嘴角，渐渐爬了上来。
　　　　
　　回视那层层沟壑，滔滔河水，一时的疑惑也豁然松开：人文的形式，如地貌一样，千姿百态，人文的承载，像渡水一般，各用其材。那么，厚重的人文，自然也不一定唯有诗歌来传诵，也不见得非要文人去担待。黄土地上的人们，不是照样有他们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绪么？瞧瞧那窑洞门窗剪贴的红纸纸，听听那土坎沟涧荡悠的山歌歌，敲敲那红绸木槌的腰鼓鼓，你便会明白，那里，也有一个丰富的文明世界。
　　　　
　　人文的厚重，首先在于理解和尊重。于是，我期望有一天，我也会拉着他们的手，亲切地道一声：“老乡”，不是一厢情愿地施舍慰问品，不是故作天真地搞调查采访，也不是猎奇作秀地过过场，而是真想同他们交流一下：这日子，究竟应该怎么过。
　　　　
　　是的，我会的。

南方***

省域系列之  侠义河北

1
　　这是一片盛产英雄的土地。
　　
　　有燕赵古称的河北，历来“多感慨悲歌之士”，或如荆轲刺秦的慷慨大气，或如曹操赋诗的悲凉古直，或如精武英雄的铁血豪情等，这片土地上站立的英雄，既有一股让人热血贲张的浩然之气，也有几份叫你悲情难抑的慨然之叹。
　　
　　从地图上不难看出，河北是长城途径距离最长、保存最完好、建筑风格也最多样的地带。因为早在春秋时代，这片土地上的燕、赵、中山等诸侯国家，既要防御漠北匈奴的抢掠，又要提防周边强邻的侵扰，因此，对于国力相对弱小的一方，修建长城，采取守势，应是最好的抵御办法。这样敏感而脆弱的地理环境，使得这片土地遭受了太多的战争苦难，也促使这片土地上的百姓渐渐养成“尚力崇武”的集体习性。当历史在国家暴力征服和民族血腥杀戮间痛苦徘徊时，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承载频繁悲伤和苦难的人们，自然容易滋生出“乱世天教重侠游”的念头来。也就是说，法律正义无法依赖官府（国家）给予保障时，民间的公义，国家的荣辱，甚至一国的安危，也都倾向“路见不平一生吼”的个体英雄来维持和拯救了。
　　
　　当这片土地上的个体侠义行为及精神，在自觉或不自觉间被放大时，来自草根的民间英雄，难免要带上几份“宿命”的悲情，因为，他们要对抗的是，是历史操控的无情黑手，他们要完成的，是国家承担的浩大使命。于是，个体生命的悲剧，不可避免地在历史的舞台上一再上演。留给我们的，便是飞蛾扑火时燃烧的光亮和灿烂，还有那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豪情和坦然。

南方***

2

　　这片特殊土地孕育的地域性情，最大表征便是不拘小节的豪爽和舍生取义的浩然。
　　
　　最震撼的便是左伯桃和羊角哀的故事。据传，燕国名士羊角哀与左伯桃是很好的朋友，当时听说楚王贤，便决定一起投奔。不巧路遇风雪，因为衣薄粮少，左伯桃便将衣粮全送给羊角哀，而自己躲进一颗空树里冻饿而死。后来羊角哀到了楚国，做了上卿这样的大官，用很隆重的礼节将他好友左伯桃安葬。有一天，羊角哀突然梦见左伯桃诉说他被墓邻滋扰，不得安息，醒来后的羊角哀竟立即拔剑自刎，急赴九泉去护故人。后世感叹他们之间伟大的友情，遂以“羊左”或“羊左之交”代指友谊深厚的意思。
　　
　　燕人把死看得如此轻，恰恰在于对“义”看得太过重。为知遇者轻生相报，不逐名利，不计得失，张扬的是一种精神世界的勃发和力量，凸显的是一个时代风气的豪迈和悲壮。
　　
　　让我们回到两千多年前的燕国下都（今河北易县），那里正有一个叫荆轲的青年侠客，要和我们一起将此体验。荆轲是卫国人，史载他“好读书击剑”，也就是说他不是那种天天把勇猛挂在脸上的鲁莽武夫，而是有深度、有涵养的神勇之人。当年，他在榆次与武侠盖聂论剑，因为盖聂“怒而目之”，他便悄然“遁”走，那是因为他觉得话不投机，没必要纠缠下去；后来在邯郸与武侠鲁句践赛棋，因为鲁句践“怒而叱之”，他又“嘿而逃去”，也是同样的道理。在他看来，侠士的英勇和胆略，是不必呈现在这些琐碎的争斗中。
　　
　　当他来到燕国下都时，欣喜发现这里的风气豪爽而不强悍，大气而不粗野，正合他的脾气。于是，他住了下来，并很快就交了两个朋友，一个是杀狗的屠夫，一个是“善击筑”的高渐离。他爱喝酒，他的朋友就陪他喝个够。酒酣时，高渐离击筑，他则高声唱和，时而高兴，时而悲泣，并不在乎周围人的看法。自然，荆轲并非一个简单的酒鬼，他在闹市率性放纵，也许只是释放自己心中的“块垒”，也可能还有“做秀”，求取“知己”赏识的动机吧。因为《史记·刺客传》里说他“其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可见他心机之深。当然，他的推销表演和公关工作都做得很到位，当时燕国智勇深沉的处士田光慧眼识才，知其非庸人，很是善待。
　　
　　那时，燕国的太子丹遇到一个很头疼的难题，那就是强邻秦国灭赵后，兵锋直指燕国南界。燕国是个弱小的国家，军队战斗力又不强，作为未来国君的太子丹充满了危机感。不能正面对抗，那就私下解决，他能想到的最好办法，便是请高人劫持秦王，逼迫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或干脆将其刺杀。
　　
　　军队靠不住，大臣不顶用，社稷存亡的国家大事，也只能寄期望于民间高人了。好在是，那个时代，是个“处士横议，诸侯力争”的时代，江湖里，最不稀缺便是各色处士了。太子丹在太子傅的引导下，最终把目光锁定在田光身上。只可惜当时田光已经老了，所谓“骐骥盛壮之时，一日驰千年；至其衰老，驽马先之。”不过，他向太子丹举荐了荆轲。
　　
　　在举荐的过程中，有个惊心动魄的细节。当时，太子丹告诫田光说：“咱们谈的都是国家大事，还愿先生不要泄密呀。”田光低头示礼，意味深长地笑了笑，说：“好！”然后，“偻行”去见荆轲。偻行，就是躬着腰，这个动作想来是故意装给荆轲看的。意思是他老了，不中用了。而接下来的另一个动作更令人吃惊，他在荆轲面前说了一番言不由衷的话后，竟然当场抹脖子自刎而死。他这样做，表面上是因为太子丹怀疑他，而身为“节侠”，不能“为行而使人疑之”，所以才毅然选择极端的方式“封口”。然而，太子丹叮嘱田光“事不可泄”也不过是出于谨慎罢了，不足以成为田光自杀的理由。其实，他这样做，有着更深一层的动机。
　　
　　“其言必信，其行必果”是古代侠士至高的荣誉，为此牺牲生命也往往在所不惜。田光是一个智勇深沉的高人，他这样毅然绝断地献出生命，绝非一时的冲动，而是以一种狡黠而极端的“威逼”方式，把荆轲面逼上道德绝境，使他不得不接受刺客的使命。
　　
　　被逼上历史前台的荆轲，只好很不情愿地去见太子丹。当太子丹激情澎湃地讲完一大堆“上纲上线”的华丽理由后，荆轲沉默许久，才慢吞吞地讲了一句“此国之大事也，臣驽下，恐不足任使。”太子丹听闻此话，只得放下架子，顿首示拜，“固请毋让”，荆轲这才答应下来。
　　
　　对于太子丹而言，荆轲只是一件人性化了的政治阴谋工具，是一把萃了药的致命匕首。而对荆轲来讲，太子丹也绝不是他慷慨赴死的“知己”，只是一个他必须解决的道义难题。“壮士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的风华义气，更多是后世一厢情愿的臆想罢了。如果只把荆轲看作一个“买凶杀人”的“死士”，那就太小看他了。从后来他几句话便“借”来寓居燕国的秦将樊于期的项上人头，以及制订行刺秦王的“图穷匕首见”的计谋，都不难看出他的过人智慧和深谋远虑。当然，秦王该不该杀，那是政治家和历史学家要考虑的事，他要考虑的，是如何漂亮地完成这个必须完成的使命，至于名利、至于生死，他早已置之度外。“提一匕首入不测之强秦”，活命的胜算又能有多大呢？
　　
　　平心而论，太子丹也并非一个冷冰冰的政客，而是一个有情有义、有胆有识的人物。当初，太子丹对于投奔燕国的秦国叛将樊于期是护爱有加，断然拒绝了太子傅鞠武的“疾遣樊将军入匈奴以灭口”的建议，而当樊于期因荆轲的劝说而自尽时，太子丹更是“驰往，伏尸而哭，极哀”，由此可见他也是宅心仁厚的性情中人。而那个时代，正所谓“春秋无义战”，太子丹作为弱小国家的未来元首，他也没有太过茂盛的野心，也仅是为自己的国家安危而战。
　　
　　对于荆轲，太子丹充满期待，或者说是他唯一的希望。可对独立不羁的侠士来讲，他不能命令，也不能强求，能做的就是恭恭敬敬地善待他。先是恣其所欲，给他住上好的房子，供给珠宝、车骑、美女，“以顺适其意”，接着又以重金求得最厉害的刺杀利器，并找来年仅十三岁的燕国勇士秦舞阳，作荆轲的副手。对于这个副手，荆轲并不满意，为了确保计划的成功，他本想等待他中意的拍档从远方赶来。然而太子丹急了，害怕荆轲变卦，便故意刺激说：“日已尽矣，荆卿岂有意哉？丹请得先遣秦舞阳。”作为一个侠士，荆轲最听不得就是这种话。他绝非怕死之人，缓行的目的只是为了等待好拍档，以确保行刺的胜算。但太子丹的怀疑和责怪，激得荆轲只能为荣誉感而提前上路。
　　
　　易水河畔，太子丹及一帮知其事的宾客前来送行，其中，包括荆轲的好朋友高渐离。这样的场合，再多的语言都是多余的，还是击筑高歌一曲吧。于是，悲壮苍凉的筑音渐起，荆轲慷慨激昂，高声唱合：“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一时间天地愁惨，在场的宾客也无不肃穆，进而瞋目，怒发冲冠。面对死别，燕赵之士没有眼泪，也不需要眼泪，他们只是“白衣冠”，以“生祭”表达对英雄的崇敬和尊重。
　　
　　然而，刺杀终是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有多种解释。荆轲的解释是想生擒秦王才错失时机，而后人的解释更是多样，或觉得秦舞阳这个拍档太过窝囊，或以为“尺八匕首”的刺杀装备不得力，或以为荆轲剑术不精，遂使奇功不成。然而历史容不得假设，也听不得解释。
　　
　　荆轲终是以悲剧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随后，燕国还是被灭亡了，甚至太子丹连自己的性命也没保住。他的死，更具悲剧性和讽刺意味。他是在秦兵大军压境时，被自己的老爹送上鬼门关，借此消灭秦王的怒火，换取屈辱而短暂的和平。再后来，高渐离也死了，他是为了替好友荆轲报仇，不惜以伤害自己的眼睛为代价接近秦王，然后寻找机会，想用置铅的筑击杀秦始皇。遗憾的是，他也失败了。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他们虽然都是悲情的英雄，死得惨烈，其行为也都以失败告终，可千百年来，他们的侠义精神却代代传诵，一直鲜活在老百姓的心中。对此司马迁感叹道：“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皎）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如今，易县有荆轲山、荆轲塔，还有为纪念樊於期的血山和镇陵塔，而在荆轲馆西南，据说古时有渐离城，说是高渐离的居所。这些纪念物虽多是后人的假托之作，可也由此看出他们在老百姓心目中的份量。

南方***

3
　　燕赵古国的豪侠遗风，在这片土地上一直薪火相传，绵绵不绝。
　　
　　“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之。” 如果剑术太疏，武功不高，如何保家卫国，怎能拯世济民？因此，除却勇气和胆略外，还要练就一身高超的本领，“武术”成为实现“侠义”的必要手段。
　　
　　譬如，地处“九河下梢”的沧州，自古尚义任侠，武风沿袭不衰。其武术拳种流派就有八极、劈挂、通臂、六合、燕青（迷踪）、螳螂等52种，占全国拳种的近40%，因此有“武术之乡”的美称。据统计，仅明、清两代，沧州就出过武进士、武举人1937名。因此《沧州志》骄傲地写道：“沧邑俗劲武尚气力，轻生死，自古以气节著闻。承平之世，家给人足，趾高气扬，泱泱乎表海之雄风。一旦有事，披肝胆，出死力，以捍卫乡间，虽捐弃顶踵而不恤”。
　　
　　一身好武功的燕赵侠士，除却为朋友、为知己慷慨赴死的“小义”外，更多的时候，他们是为国家荣誉、民族志气的“大义”而战。在那个民族精神日益消解的特殊年代，事关国家和民族的荣誉之争曾在小小的民间“擂台”上展开。
　　
　　譬如清康熙十五年，两个俄国人来京摆擂叫阵，河北沧州孟村拳师丁发祥闻迅连夜赴京，揭“皇榜”上擂，力劈“大牯牛”，吓死“二牯牛”，一时名噪京都，康熙帝亲自予以嘉奖。再如1902年，欧人康斯顿在上海摆擂，沧州全能武术家王子平挺身应战。比赛前夕，王子平在上海旅馆的高楼栏杆上做了几个练习性的倒立，小试身手，便把康斯顿吓得还没交手，当夜灰溜溜逃走。第二年，王子平凭借高超的本领，连续击败摆擂的美人沙利文、英人乔治和法人彼得。为此，画坛巨匠齐白石欣然写下“南山搏猛虎，深潭驱长蛟”的对联，赠予王子平。
　　
　　而民间流传最广、知名度最高的比武英雄则是祖籍河北沧州的武术大师——霍元甲。宣统元年（1909），英国大力士奥皮利在上海登广告，讥笑我华人是“东亚病夫”，而自吹为“世界第一大力士”，非常猖狂。于是，上海武术界诚邀静海秘踪拳师霍元甲出马，为国人雪耻。面对西人的傲慢无礼，身怀绝技的霍元甲也在报纸上刊登广告，以谦谦东方君子之礼回敬道：“世讥我国为病夫国，我即病夫国中一病夫，愿与天下健者一试。” 不过，文中暗藏锋芒，声言“专收外国大力士，虽铜筋铁骨，无所惴焉！”
　　
　　慑于霍元甲的拳威，以及以往西洋拳术与中国功夫过招很少讨得便宜的历史教训，对方知道胜算把握不大，可若不战，面子又下不了台。于是，便虚张声势要求“以万金作押”，在朋友的支持下，霍元甲答应愿出万金作押。心虚的对方又是一再拖延，后来吓破胆的奥皮利，竟不敢与霍公交手，夹着尾巴赶紧逃走。
　　
　　那个时代，正是中国国势衰弱、列强横行的时代，霍元甲以铮铮铁骨和热血豪胆，吓跑了外国力士，让压抑已久的国人畅吐了一口恶气，也给那段灰暗的历史涂上了一抹鲜艳的亮色。
　　
　　霍公不但武艺高强，而且怀有一颗滚烫的爱国之心。身为武人，他太看不惯国民体质孱弱，民风萎靡的形象，为此，他提出“欲使国强，非人人习武不可”的观点，并积极将其付诸行动。1910年6月1日，他在上海创办“中国精武体操会”（后改名“精武体育会”），并大度地将霍家拳公诸于世，鼓励国人习武。这般高风亮节的义举，受到孙中山先生的赞扬，亲笔写下“尚武精神”四个大字，惠赠精武体育会。
　　
　　开馆不到三个月（1910年9月），日本柔道会会长率领十余名技击高手与霍较艺，同样败在霍的手下。然而阴险的日本人不甘心失败，竟不顾武德和道义，借举荐日医为霍公治疗呛咳之机，下了黑手。可叹霍公一生坦直，却不意于9月14日中毒身亡，终年42岁。
　　
　　令人欣慰的是，上海精武会的招牌挂得依然端正大方，霍公的勇武精神也被国人大加宣扬。十数年后，海内外精武分会达43处，会员逾40万之众。
　　
　　1917年，也就是在霍元甲去世的7年后，一个名叫毛泽东的青年在《新青年》上发表《体育之研究》一文，倡言“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之位置”，并大声疾呼“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的思想。若霍公在世，对此定心有戚戚焉。
　　
　　那个时代，中国太过软弱的国际形象，使得总有“不信邪”的洋人力士要打破“神话”，所以洋人摆擂的事件也屡见不鲜。但燕赵的武林豪杰总会让“神话”持续上演，而且让他们知道“中国人不可欺，也欺不过”才是事实的真相。譬如1922年，同样是在上海，白俄大力士裴益·哈伯尔参加一次国际拳击比赛，又一次登报狂称不与不堪一击的“东亚病夫”交手。当时河北定兴县形意拳大师朱国福刚好在上海，闻讯愤慨异常，仅仅四个回合，便用“穿心崩拳”将哈伯尔击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
　　
　　十二年后（1934年），又一个白俄大力士麦加罗夫在北京“中央饭店”设擂比武。这次应战的是河北的一位巾帼女英雄。她叫杨剑霞，年仅二十岁，是河间名拳师杨福山的女儿。当时的《觉京日报》载有《女英雄函请一战》的消息，并附杨剑霞的致函，邀请与“自负天下无敌”的（麦加罗夫）先生一较身手。为了长国人志气，杨女士还亲自作了一次表演，用形意拳中的燕形，连续钻过十二条长凳，面不红，气不喘，轻灵敏捷之至；另外还与“谢快手”交手，她以中、食指蘸墨，用“二龙吐须”着法，每交手必点中谢的眉宇间，可见若取双目必会百发百中。这样的真功夫，使得麦氏深感惊惧，只得登报服输，并赔赏五百元大洋方算了事。
　　
　　值得一提的还有沧籍国民军陆军上将张之江。他和霍公一样，大力提倡强身御侮，强种救国的思想。他于民国十七年(1928年)在南京创办了中央国术馆，并亲任馆长。通过系统的教学，赋予武术强烈的爱国主义内涵，明确提出馆训为“健身强种，自卫卫国”，校歌中也有“明耻教战，强种御侮”的词语，因此吸引并培养了大批热血青年和爱国华侨学生。很多学生学成后都奔赴抗日前线。如抗日将领宋哲元、张自忠、傅作义、孙连仲等部队都有该校毕业生担任武术教官，并建立令日寇闻风丧胆的大刀队，痛歼侵略者。

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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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侠义上升到一种民族气质，当尚武演化为一种民族精神，那么，这个民族才是强健昂扬的。而中国数千年民智黑暗的尴尬，以及近代国几陷于沦亡的惨境，便是缘于国民精神在政治高压禁锢或野蛮屠戮征服下的衰颓。而国民精神的衰颓，则在于“重文轻武”的传统旧习和历史惯性下，国民身体素质的日渐孱弱。
　　
　　如今，中国各大媒体仍然充斥着药品、保健品、滋补品等各种各样的广告，而在民间，也一直流传“吃什么补什么”的病态饮食心理。对此，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这个民族对于健康概念的理解偏差和价值取向。
　　
　　民族性格的裂变和复杂，并不是一件值得骄傲和炫耀的事情。所有精神层面的问题，多多少少，都与承载的身体康健有着直接的联系。从这个角度讲，对于远古侠士的怀念，对于地域文化的整理，是不应该停留在“读书人一声长叹”的文字功夫上。
　　
　　清末有位叫龚自珍的诗人怅然写道：“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对此，我们不妨好好反思一下，我们究竟该如何圆满自己心中的那个“武侠”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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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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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域系列之　甘肃三叹

甘肃很美。
　　　　
　　纵览全国各省地图，就外形而言，唯甘肃最别致，最漂亮。甘肃像什么？一柄俏致的金如意呀。抽象的地理曲线，随意一挥，竟也有几笔风流。再听听这名字，“甘”，有清凉甜爽之意，“肃”，则生端庄清幽之感，两字一合，嘿，美得无以复加，好得只有拍腿抚掌。也许上天有心，特意恩宠一般，一个甘肃，便把山川秀丽，地理气度，人文风韵的美全沾了个遍。先说地理，那条祁连山，那弯月牙泉；壮丽莫高窟，恢宏嘉峪关；夏河小西藏，天水小江南，这些光灿灿的景色，处处都美得令人心醉；再说人文，那射石虎的李广，不怕鬼的王符；创回文的苏蕙，造水车的段续；草圣张芝，良吏李翕，这些响当当的人物，个个都精彩得叫人神往。便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动植物，如憨憨的大熊猫，如乖乖的金丝猴，如莹莹的玉兰花，也都出落得格外“标致”，煞是招人喜爱。
　　　　
　　对于这样一个甘肃，用“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来形容称赞，不单俗，而且很不尽兴。我最想立黄河故道，放歌《九曲十八弯》，憾缺亮丽之音，唯恐山川动怒；又欲伴琵琶羌笛，踏舞《胡笳十八拍》，惜少灵动之韵，只怕天地失笑。对此，只有无奈，只有不甘，好在是我还会感叹。于是，我合《阳关三叠》之拍，伴敦煌飞天之舞，仰天长叹，三，一叹其美，二叹其伤，三叹其往。

南方***

1
　　我要谈(叹)的甘肃，先是她的美，恢宏的、凄凉的、柔媚的、丰韵的，惊天动地的、摄人魂魄的，虽有些喧闹、有些繁杂，可我喜欢，因为正不是千篇一律，因为正不是零敲碎打，才构成多面的、立体的、绵长的、丰富的自然之美、艺术之美和人文之美。这些美搅伴融合，蕴义无边，化意无痕，张扬着健康的美之力，恣意着流畅的力之美。煌煌华夏文明，堂堂汉唐遗风，就这样汇聚于此，骄傲着我们民族曾有的宏大气度，牵系着炎黄子孙坚守的辉煌梦想。
　　　　
　　甘肃之美，源在经济富足基础上精神世界的丰腴和外溢。
　　　　
　　这块地方，曾是中国最富饶的地区之一。《资治通鉴》记载：“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并有唐元稹诗为证：“"吾闻昔日西凉州，人烟朴地桑拓稠，葡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想想看，一幅多漂亮的安居乐业之图。
　　　　
　　经济的富足，首先得益于农业的发达。甘肃虽地处西部边陲，但由于历代统治者多采用屯田戍边政策，大规模，有组织地集体开荒，使得甘肃农田业得以稳定而积极的增长。到清雍正初，巩昌、甘肃等地屯垦近1000万亩，占全国屯田的l／4。军屯之外，民屯也规模可观。乾隆中叶，甘肃屯田达1100万亩，占全国屯田的29％。众所周知，甘肃干旱少雨，农业经济能否发展，水利至关重要。甘肃的水利就搞得非常有声色。如嘉靖巳卯（公元1555年）河州有水磨"共一千八百有奇"，而当时河州仅有人9845口，就人均占有率来说，这是一个令人唯有惊叹的数据。
　　　　
　　自然，甘肃的繁荣，主要还是得益于那条在其境内横延千里的丝绸之路。历史上，甘肃河西走廊是当时中外贸易的中转和贸易中心之一。中国商品要经过河西、新疆才能远销到大夏、安息、大秦以及地中海沿岸地区，外国商人也要经过这里才能将货物运抵长安甘肃的对外贸易。隋统一中国，随着国力强盛和甘肃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西域诸番，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大业三年（公元607年），炀帝将巡河右，令裴矩往敦煌。”矩遣使说高昌王伯雅及伊吾吐设等，以厚利，导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焉支山，高昌王、伊吾设等及西番胡二十七国谒于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锦罽，焚香奏乐，歌舞喧噪。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骑乘填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由这铺陈的场面，自然可以想象出当年甘肃经济的发达及对外贸易的繁盛。
　　　　
　　国富了，民安了，自然有更多的金钱和心情去打理精神世界。恰好，当时佛教在中国大行其道，于是，敦煌三危山下，天水麦积山下、酒泉文殊山下、武威天梯山下，响起了叮叮铛铛的敲击声，热热闹闹的吆喝声。工匠来了，画匠来了，僧侣来了，官员来了，求糊口的，求庇佑的，求升天的，求政绩的，纵是心照不宣，对于神佛，还都有几份虔诚，几份激情。买来上好的颜料，聘来一等的高手，塑出的佛像都漂亮得要命，绘出的壁画也都精美得要命。来敦煌看看吧，先看窟里的雕像，佛像、菩萨、天王、力士，或慈严端庄，或娇柔透逸，或刚健勇猛，或雄壮威武，无不渗透着生命的活力，激荡着艺术的激情。再看唐时的壁画，色彩富丽绚烂，形象丰厚生动：菩萨或端庄凝思，或丰硕秀美；飞天或飘然多姿，或衣带当风；本生经变故事，或天堂地狱，山林都市，或祥云神鹿，强盗饿虎。真可谓变幻神妙，气象万千。
　　　　
　　当年开窟，来来往往的人群中，也夹杂着许多或虔诚或富裕的供养人。工地面前，指指点点，对于图像里的自己，满意一叹，兴致来时，再多施几份银钱。匠人高兴了，或想起父老儿女，或想起旅途见闻，信笔一描，于是，行医郎中、渡河舟子、牵牛牧童、宰羊屠夫、贩夫走卒，休眠商旅，也都挤进那热闹的画面。定格了世俗的风景，就这样在无意中流传了千年，美丽了千年。
　　　　
　　甘肃之美，源在文化层面上民族融合的交流与碰撞。
　　　　
　　绵长的丝绸之路，不但带来了大宛马，苜蓿、葡萄、石榴、胡桃、胡豆等，输出了丝绸、铁器、手工艺品及养蚕、冶炼、灌溉、造纸等技术，而且各个流派的音乐、舞蹈、艺术，宗教也随之而来。远在魏晋时，就有不少波斯商人在河西定居经商。当时地中海地区与中国间的丝绸贸易，多为波斯商人居间控制，西方金银币，亦可在河西通用；有些人世居河西，甚至成为中国官员。
　　　　
　　其实，又岂止波斯商人？丝路熙熙，丝路攘攘，又岂只奔一个利来利往？传教士，艺术家，学者，教徒，不同种族，不同肤色，都怀着一份渴望而来，都朝着一个梦向走来。大唐，多么伟大，多么光明的字眼。没有歧视，没有压制，这就是大唐。唯有开放，唯有自由，这就是大唐。来吧，只要你愿意，来此都是宾客，只要你努力，都有可能获得机会!正是如此的兼收并蓄，正是如此的自在大气，多民族的汇聚，多派别的交融，才催生出璀璨夺目的汉唐文明，才荡扬起博大浑厚的华夏之风。
　　　　
　　先不说神佛面相的高鼻深目，先不说飞天绮丽的异域服饰，先不说仙姬曼妙的波斯舞姿，先不说乐队纷呈的胡管羌笛，便是如今甘肃境内多达45个的民族群聚，已经是一个奇迹，也足已说明一切。
　　　　
　　甘肃地处西部边陲，自古便为多民族混居之地。其中，那个统一六国，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秦始皇，其祖先最早就定居在今甘肃东部的天水一带，本是古代嬴姓部落，属于“西戎之人”，和戎羌杂居。南北朝时，匈奴，氏族、羌族、鲜卑族等先后在甘肃境内建立了前秦、后秦、西秦、后凉、南凉、北凉等政权。到了宋代，党项族建立了西夏政权。便是大唐李氏王朝，祖籍在陇西一带，骨子里也流有胡人的血液。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如今的甘肃，从甘南草原到祁连雪山，从原始森林到大漠戈壁，从大夏河畔到黄河之滨，在这广袤的地域里都有少数民族辛勤耕耘，繁衍生息。民族不同，宗教信仰也各异。甘肃境内，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天主教和基督教五大宗教俱全，全省宗教活动场所5000多处，信教群众就有270 多万人。
　　　　
　　至于从不同民族的历史中衍生出来的民族民间表演艺术，更带有鲜明的民族色彩，生动而直观地表现着地域文化的多民族特征。如蒙古族、藏族、哈萨克等民族，历史上长期从事游牧狩猎生活，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环境形成了特有的群众文化形态，热情奔放的舞蹈和对抗性很强的赛马、骑射、叼羊等竞技活动成为他们节日文化的主要内容；回族、撒拉族、东乡族精悍骁勇，争强好胜，他们的节日文化多以武术、摔跤、泅渡等内容为主；裕固族、土族都是能歌善舞的民族，在重大社交活动或喜庆节日，无论家庭院落或劳动场地都可以看到载歌载舞的热烈场面。所有这些民间的艺术形式，都是各民族群众心理素质、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的集中表现，体现了不同民族的气质。
　　　　
　　譬如那具有独特艺术风格和浓郁乡土气息的高原民歌“花儿”(又叫“少年”)。每年的花儿会，往往吸引方圆几十里，甚至几百里外的几个县的各族群众前往。歌会期间，山上山下人山人海，歌声彻夜不绝，以“整花”或“散花”的形式，或你情我意，或斗智比才，或插科打诨，真是精彩纷呈，妙趣横生，成为各族人们传统的艺术狂欢节。
　　　　
　　甘肃之美，源在金戈铁马里边关军旅的刚烈与惆怅。
　　　　
　　这种美，外呈葡萄美酒的恣醉，内张醉卧沙场的潇洒。这种美，铿锵着“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的雄伟，飞扬着“醉鼓金甲舞，雷鼓动山川”的豪壮。这种美，饱含了“一夜征人尽望乡”的浓愁，幽唱着“可怜无定河边骨”的凄凉。
　　　　
　　先到嘉峪关看看吧。嘉峪关是万里长城西端终点。因雄峙于祁连雪峰与马宗山之间，地势险要，巍峨宏伟，故称“天下雄关”。关城关楼，结构精巧，气势雄伟，登高远望，长城似游龙浮动于戈壁瀚海，塞上风光，奇特景色，尽收眼底。
　　　　
　　传说，六百多年前，明朝征虏大将军冯胜，奉命在河西建关设防。他骑马日行夜宿，仔细观察河西走廊的地形。有一天，冯胜骑马涉过“九眼泉”，登上嘉峪山，见南面祁连山白雪皑皑，北面马鬃山连绵不断，西面戈壁漠漠，东面绿洲片片，还有淙淙流淌的股股泉水。脚下，山势平坦，方圆足有五十亩地大，是建关设防的好地方，冯将军满面春风称赞道：“咽喉之地，地势天成，此乃天助我也！”随后，大兴土木，修筑了周长二百二十丈的嘉峪关城。
　　　　
　　如今，登城扶栏，极目而眺，依然有茫茫之意，苍苍之感。城关依旧，青山依旧，却很难在稀薄的旗帜和作秀的兵士身上找出雄武的汉唐风姿、挺拔的明清气度来。当年“将军金甲夜不脱”的英雄气概，“三军大呼阴山动”的壮阔场面，也只有在汉唐诗里的章句寻觅，从博物馆里的断戟想象，对戈壁滩上的白骨感叹。
　　　　
　　再到阳关瞧瞧吧。阳关自古为悲凉之地。这都怪王维那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惹的祸。曾经的阳关，作为通往西域的门户，又是“丝绸之路”南路的必经关隘，其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自西汉以来，许多王朝都把这里作为军事重地派兵把守。多少将士曾在这里戌守征战；多少使臣商贾，僧侣游客曾在这里验证过关；又有多少文人骚客面对阳关，感叹万千，写下了不朽的诗篇。然而，宋以后，来自白龙堆的流沙狼吞虎咽，逼着人们东撤，阳关被无情的沙漠掩埋了。而今，昔日的阳关城堞早已荡然无存，仅有的耳目——墩墩山上的一座烽火台仍傲然屹立着。山下南面是一片望不到头的大沙滩。
　　　　
　　阳关地处位置，又称“古董滩”。相传，当年唐天子为了和西域于阗国保持友好和睦的关系，将自己的闺女嫁给了于阗国王。皇帝下嫁公主，自然送了好多嫁妆。金银珠宝，钱币绸缎，应有尽有。送亲队带着嫁妆，经长途跋涉，来到了阳关。当时这里是绿树掩映的城镇、村庄、田园。因为出了阳关便是无际沙漠，路途艰难，送亲队伍便在此地歇息休整，做好出关准备。不料，一天晚上狂风大作，黄沙四起，天黑地暗。这风一直刮了七天七夜。待风停沙住之后，城镇、村庄、田园、送亲的队伍和嫁妆全部埋在沙丘下。千年之后，当地人不经意拣到的一个金马驹和一把精致的将军剑，验证了这个悲剧真的曾经在这黄沙下上演。　
　　　　
　　想想流放关外的迁客骚语，想想思乡念亲的征夫酸泪，想想忠守边关的将军白发，想想葬身黄沙的公主红颜，除了把酒一杯，除了黯然一叹，再也无言。

南方***

2
　　甘肃之伤，在于无穷的战争，在于无边的欲望。
　　　　
　　对于甘肃的苦难，对于战争的灾害，我只想用几组数据来说明。据史料记载，公元2年，甘肃人口有134.78万人，到公元140年，甘肃人口仅为44.39万人。其间有东汉王朝对羌族前后延续了五六十年的战争；公元609年，甘肃共有35.95万多户，约185万多人。而到了公元639年，甘肃仅有人口32.58万人。其间有声势浩大，异常惨烈的隋末农民大起义；1820年时，甘肃人口为1313.733万。而到1902年，甘肃人口仅为800万左右。其间有1862年爆发的以甘肃为中心，历时12年的西北回民大起义。这几个时代人口的锐减，有一方面天灾的原因，但更主要是“人祸”，是那膨胀欲望撑起可恶的战争。一场比一场周期缩短，一次比一次惨烈，第一次是在138年间死了90多万人，第二次是在30年内死了150多万人，第三次是在82年里死了510多万。真是一次比一次“出息”，一次比一次“厉害”呀。真所谓“人死如草芥”，不，还不如草芥呢。
　　
　　战争的祸端，多是缘于两方面的欲望，一方面是群体对于群体财富的嫉妒产生的掠夺侵略，如汉唐时争战匈奴。一方面则缘于个体对于权力的渴望，在中国，多是想当皇帝的欲望。如五代十六国时地方割据政权的频繁更替。
　　　　
　　好在是，频繁的战争中，还有些清心的英雄，还有些寡欲的志士，让我们在绝望的黑暗中看到人性的光辉，让我们本就脆弱的心多了一层温润的质地，平添了些明快的亮色。
　　　　
　　无论如何，民族危难之际，切身国破家亡时，总会有英雄横空出世。
　　　　
　　如那位飞将军李广，唐朝诗人卢纶在《寨下曲》诗中赞道：“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在石棱中。”李广是天水人，秦代名将军季信的后代。在他满二十岁的时候，投身戎伍。他刚入伍，就参加了抵御匈奴进犯萧关的战役，射杀了众多匈奴骑兵，显露奇才，汉文帝立即封他为郎，很快又提升为“飞将军”。天水的父老乡亲为了纪念李广的功绩，在天水城东关修了一座“射虎寺”，天水城南石马坪有李广墓。自汉以后的历代文学作品中，常常把李广作为理想中的英雄将领加以颂扬。如唐代诗人王昌龄在《出塞》诗中写道：“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再如西汉的赵充国，甘延寿，东汉的皇甫规，张奂等，都是一等一，能文能武的名将大帅。再如宋朝抗金名将吴玠，与宋共同抵抗西夏侵扰的著名将领潘罗支，还有清代鸦片战争中壮烈殉国的爱国将领朱贵，抗击八国联军而英勇牺牲的回族将领马福禄，这些至今提起来，都令人心脉贲张，赞叹不已的千古名将，岂一个“爱国”两字赞之了得？他们的气质是慓悍的，人格是挺拔的，无不把甘肃人性格里的忠烈勇猛，表现得淋漓尽致，张扬得浩浩荡荡。
　　　　
　　国运太平之时，涉及大道真义时，总会有忠臣骄然而立。
　　　　
　　遍查史籍，甘肃多以忠臣廉吏载之汗青。如天水人杨阜，是三国时魏的忠鲠之臣，非常有名。如隋时安定乌氏的梁毗，官至刑部尚书，以刚正直言，颇有学识，敢于弹劾朝廷重臣而名动朝野，颇有时誉。再如明朝兰州的王竑为人正直忠厚，性格豪迈放达，在朝廷上正色敢言，刚直不阿。在抵御寇侵、保卫京城、巡抚苏皖、赈灾救民等重大国事上建树卓著。还有那个邹应龙，也是个著名的弹劾权奸的御史。还有清代著名谏官“陇上铁汉”安维峻。再有一个，就是以死谏慈禧为太皇太后而废垂帘听政殉国的吴可读。不要说他们愚忠，不要说他们图名，龟缩保身的局外人，实在没有资格指手画脚，任意评判。
　　　　
　　正是这些甘肃官吏，用铮铮钢骨，把一颗尊贵的头颅，骄傲地挑起在权贵面前，用滚滚热血，把一股浩荡的正气，鲜明地注进了历史的籍册。正是因为他们，人文得以伸张，精神得以清涤，历史也终于在腐旧脏乱的环境里得以喘上一口清新的空气。至今想起他们的事迹，依然令人感动不已。
　　　　
　　史籍记载作官的甘肃人，又多守一个清廉的气节。如东汉的李恂、盖勋，清代的牛树梅等，都是很有名的清官廉吏。清廉，一个多么令老百姓感动和温暖的字眼。清廉，是自爱，是爱民，守君子之操守，惜天下之苍生，多伟大，多崇高。不要在一边故作深沉地批判老百姓的“清官情结”，我也知道中国需要理性的法制。只是，清官没错，百姓也没有错。便是今天，有人宣称要做一个清官，我还会大声叫好，并不准备用“封建意识”的大帽子扣人。
　　　　
　　民困官压之时，关系国计民生时，总会有志士挺身而出。
　　　　
　　如汉阳人李翕，身为东汉武都太守，乃为民造福之良吏也。弱冠时便管理一县之政，治理有方。被誉称“有郑子产教化之风”。朝廷闻之，迁渑池（今河南渑池县）太守。到任后，外察民风，内教部职。明于理，善御众，力行教化，移风易俗。教民稼穑，勉以桑麻，使民富庶。不数年间，境内安静，百姓乐业。
　　　　
　　如兰州人段续，曾是明朝的官吏，南下江南做官多年。他廉洁公正，爱民如子，深受百姓敬仰。后来年迈返乡，回段家滩居住。时逢金城大旱，乡邻们为救庄稼，从黄河担水浇灌，又苦又累，效率还很低下。他看在眼里，急在心中，突然想起南方的水车。由于经验不足，接连几次试制，都以失败告终，他不死心，自筹盘缠，不顾年迈体弱和家人劝阻，连续两下江南，终于试制成功。从此，南方的水车便在兰州安了家。以后每逢天旱，水车总是不停地转动，为金城百姓造福。
　　　　
　　再如清时永昌县南泉有个陈天荫，外号“念干”。 清初，政府为了安定人心，恢复生产，曾拨出一批银两，低息贷给农民，买牛耕田，就叫“牛本银子”，立限三至五年，本利还清，无力偿还者，酌情减免。但是，经过康熙、雍正两朝，时间已久，户部和内务府官员串通地方，仍然继续索征“牛本银子”，而且本上加利，利再起息，还按人口死的不减、生的照加的惯例逐年增加。到乾隆年间，每个农民头上都负担着二两“牛本银子”，官府年年催要勒索，逼得不少农民倾家荡产，就是没有一人胆敢出来说话。乾隆四十八年，这个叫陈天荫的挺身而出，誓死要告这罪恶的“牛本银子”，为民伸冤：并准备好了六千多字的状子，等待时机。陈家的族长陈汝海闻听此事，怕株连户族，召集族人，声明开除他的族籍，把他撵出陈家南庄，凡陈姓同族都不得与他相认。陈天荫领着妻儿四处流落，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告倒了这批贪官。后来乾隆皇帝杀了一批贪官，并诏令全国，豁免“牛本银子”。老百姓听到消息，都高兴得奔走相告，有的地方还因此建立了“念干祠”。
　　　　
　　民与官，历来都是矛盾的对立面。人治社会里，上述事件，或是官以自律，相信“人道”，得以民心，或是民以命斗，相信“苍天”，若是统治者及时并适当处理，矛盾也能得以舒缓。但若矛盾积怨过深，加上天灾人祸，老百姓忍无可忍，只有“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同治初年，甘肃回民纷纷揭竿而起，平凉、东乡、宁定、秦安、河州都先后爆发了回民起义，出现了"甘肃回股林立，通省沸腾"的局面。在这里，我要提到的一个甘肃人，便是回民反清起义领袖之一的马占鳌。在三个主要领袖的起义军里，唯有他在清军利诱下，易帜降清，变成了清王朝的封疆显贵。并在他的“全力配合下”，其他两支义军，全都血战到底，光荣战死，延续10数年的甘肃回民大起义终归失败。对于他的选择，定论是功过两分。但不知时下有没有替他翻案的。
　　　　
　　我赞同用不同的史观，从各个角度，小心解证历史和历史人物，却很讨厌时下不负责任的戏说和莫名的“正名”，于是，在这些自以为是的“专家”唾沫星里，岳飞可以不算民族英雄，袁世凯可成“救国俊杰”，李鸿章也算“爱国人士”。我想，按这种混蛋的逻辑推理，马占鳌当年投降变节，也自有一番大义：“兄弟是不愿再看甘肃诸百姓生灵涂炭了。我做封疆大吏，也是为一方百姓着想呀。”啊，呸!
　　　　
　　历史上，这样的“大”人物都有一张结实的脸皮，满口跑牙的俐齿。希特勒发动战争的雄辩演说，隋炀帝征兵朝鲜的激扬檄文，汪精卫屈膝投降的媚日艳电，周作人法庭公审的委屈自辩，无不打着“民族大义，国家利益”的堂皇旗号，而且都摆出“忍辱负重，舍身投虎”的恶心嘴脸。单从语言逻辑上讲，他们的言论都无可挑剔，而且情绪都非常感人。如果你因为一时脑热，一时感动，便忘了是非，忘了错对。那我只想对你说一句话，那就是：啊，呸!

南方***

3
　　俱往矣。
　　　　
　　反弹琵琶的风流，只能被小心地呵护在阴冷的石窟里。车马喧嚣的繁荣，只能被精心地封闭在墓穴洞壁上。博大厚重的文明，只能被僵硬地浓聚在研究论著中。便是幽幽羌笛，叮当驼铃，也只能遥响在时空的那一头。剩下阳关那块可供凭吊的旧址，却被粉饰一新。如今，那里是旅游名胜景点，修了南湖，栽了弯柳，还建起了名人碑文长廊，如此以来，凭吊少了几份应有的清幽，却多出了一些莫名的繁嘈。新时代新气象，“老歌拉新调”，没什么不好嘛。再说，对于寂寞已久的荒漠，多出几份艳绿，多出几份热闹，又有什么不好呢？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光之水，哗哗而过，带走了昔日的繁华，也带走了曾经的辱恨。黄河之水，滔滔奔涌，每年也要带走甘肃5亿吨宝贵的泥沙，每吨里头可含有机质量50公斤，纯氮3.5公斤，纯磷2公斤。可惜呀，心疼呀。挡是挡不住，可能不能想想办法，无论如何，总要给自己，给子孙留下点什么吧？　
　　　　
　　据说，对于水土流失，甘肃人已经采用新技术，新办法，退耕还林还草，注重生态保护，搞得还不错，很有效绩。对于文化保护，甘肃人搞得也不赖。我想拿两件事来说明。一个是写就本篇文章时，我在网上查阅关于甘肃的资料，发现甘肃人把自己的文化，自家的名人梳理得仔仔细细，归拢得齐齐整整，这真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另一件就是读到一则旧闻，说辽宁甘肃两省先后动用巨资建造藏书楼，目的都是为了珍藏文溯阁《四库全书》。当事双方都认为《四库全书》非己莫属，在归属权问题上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这套书是四十年前基于战备需要，为确保《四库全书》安全，才从沈阳老家移交到兰州的。以我之见，还是书阁合壁，完整无损的好。但不论如何，甘肃这股对文化重视的拗劲儿，还是令人欣慰，令人感动。
　　　　
　　太过美丽的东西，杳然而去，竟不知何时才能复返？对此，只能黯然销魂，慨然长叹。太过残酷的东西，虽相距不远，但毕竟已经远去，对此，长吁一口，欣然而叹。
　　
　　对于尘封的往事，好好打理一番，仔细看看，期望的收获绝不是接二连三的长吁短叹，自然更不愿意沉浸在千古的幽梦里呓语连篇。梦终是要醒的，路还要继续走下去。纵使驼铃不再叮当，即便故道已被风沙掩埋，我们更要坚强些，辛苦点，再踏出一条坚实的道路来。于是，我打起精神，决定从重新审视今日的甘肃开始。
　　　　
　　网络上，我看到的头条关于甘肃的新闻，竟是“全省重点整治吸毒千人县市区”，报道云这次重点是13个县区。千人以上! 13个!单从这组小心的数字里就不难判断出，甘肃的毒品泛滥，绝不是一个小问题。
　　　　
　　人性终是脆弱，特别是在金钱方面，欲望方面，诱惑的魔鬼总是能战胜良知的神祇。这就使得甘肃境内层层叠叠，密密麻麻的神佛，更多了几许尴尬。教化了千年，供奉了千年，曾无奈于血色夕阳下的嘶杀，曾无衷于荒荒大漠里的哭喊，便是自己被撕裂，被分割，被烧，被毁，被贩，被夺，神佛照样坦然，示以高深的微笑。如今，又被一撮白色的粉末，搞得灰头土脸。那么，是佛祖打盹，还是诸神无能？不，不，我更相信，头顶三尺，神明早已弃我们而去。既然欲望成了人类的上帝，再一本正经地端坐那儿，受些不干不净的奉拜，还有什么意思呢？神明有些脸红，有些尴尬，拍拍屁股，也不必轻轻地招一招手，便飘然向西而去。
　　　　
　　据说，那边的上帝也很寂寞，当年，一位西方哲人疯子般地哭喊“上帝死了”时，上帝也是漠然一笑，飘然而去。如今，各路神仙，无论高鼻深目，还是圆脸阔耳，都不知躲在何处，自在逍遥去了。上帝在何处，并非我所忧，也不是我能操心的事。我最想知道的是，飞天会不会下来？天使会不会再次降临人间？
　　　　
　　思绪至此，不禁又是轻轻一叹。这一叹，有点胸闷，有些气短。